正如鲁迅所指出的，狄克此文其实是在向“‘我们’之外的‘他们’”献媚或替“‘我们’之中的‘他们’”缴械。

胡乔木对鲁迅，对《八月的乡村》，采取同狄克完全不同的态度。1936年2月25日，在上海发行量很大的《时事新报》的《每周文学》上，他用“乔木”的笔名，发表了一篇赞扬《八月的乡村》的书评。这是他第二次用“乔

木”的笔名。此前不久，他在《每周文学》上发表对周文的短篇小说集《父子之间》的书评，用的就是“乔木”。那是“乔木”这个名字的第一次使用。

乔木指出：“《八月的乡村》的伟大成功，我想是在带给了中国文坛一个全新的场面。新的题材，新的人物，新的背景。”从这本书，“我们看到了在满洲的革命战争的真实图画，人民革命军是怎样组成的，又是怎样的活动；里面的胡子，农民，知识分子是怎样的互相矛盾和一致；对于地主，对于商人，对于工人农民，对于敌人的部队，它们是取着怎样的政策，做出来的又是怎样的结果。凡是这些都是目前中国人民所急于明白的，而这本书都用生动热烈的笔调报告了出来。”乔木又指出：“这本书报告了中国民族革命的社会基础。在神圣的民族战争当中，谁是先锋，谁是主力，谁是可能的友军，谁是必然的内奸。它已经画出了一个大体的轮廓。它用事实证明了这个基础不在知识的高下，不在性别，也不在年龄。它又暗示了中国民族革命的国际基础。此外，它又向读者说明了革命战争过程中无比的艰难，这艰难却不使读者害怕，只使读者抛弃了各种和平的美丽的幻想，进一步认识出自由的必需的代价，认识出为自由而战的战士们的英雄精神。”

乔木同意鲁迅对这部小说的缺点的批评——“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还诚恳地指出小说“对于满洲民族战争的多面性却并未能有充分的把握”，“本书主人翁的武装队伍也显得孤立”及人物描写上的一些不足；并希望这些意见“能够得到适宜的反响”，“证明中国的批评界毕竟没有敷衍了这么一部好书”。

二　关于“别字”问题的讨论

在由“别字”问题而涉及汉字改革的讨论中，胡乔木也是同鲁迅相呼应的。

从1933年10月鲁迅、曹聚仁同刘半农议论写别字，到1935年初一些文化人提倡推行手头字，经过了一年多时间。1935年3月有人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活字与死字》，重提旧事，引出鲁迅以“旅隼”的笔名在《芒种》半月刊上发表《从“别字”说开去》一文，指出：“文字的改革如长江大河的流行，无法遏止，假使能够遏止，那就成为死水，纵不干涸，也必腐败的。”鲁迅认为，“写别字的病根，是在方块字本身的，别字病将与方块字本身并存，除了改革这方块字本身之外，实在并没有救济的十全好方法。”

胡乔木写了一篇回应旅隼先生的文章：《向别字说回来》，肯定“《从“别字”说开去》，是一篇针对维持现状论的很有意思的文章”，认为其论点“是在一般文化政治的问题”。在文字改革的总方向上，当时胡乔木和鲁迅是基本一致的，就是要走拼音化的道路，但在对待提倡写别字的问题上，胡乔木更为激进，因而对旅隼表示的“既不反对也不热心”的态度不以为然。胡乔木当时是赞成用拉丁化新文字取代汉字的。他还发表了一个《全国拉丁化汇通方案》。在文字改革道路的探索上这种认识的偏颇，很长一段时间里占居了主流地位。

三　在展开“两个口号”论争之后

1936年6月，发生“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这是抗日战争前夕，革命作家内部就如何建立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展开的一场论争。鲁迅6月间在病中连续发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说明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当时文学运动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