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7日，总学委第二次会议决定，参加中央学习组的全体同志编组研究重要文件，先讨论《联共（布）党史》结束语六条及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两个文件，并准备测验与调阅笔记。同时，将参加中央学习组的党政军民各方面的48名负责同志，混合编为9个小组，由中央的同志直接领导，继续研究《联共（布）党史》结束语和《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胡乔木和毛泽东、陈伯达三人编为一组。

1943年7月17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向中央政治局提议在八至九个月内召开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时，决定由中宣部选定一批历史文件，指定几本马列书籍，准备于9月起在七大代表及延安高级干部中进行研究。10月5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又通过关于参加党史学习人员名单和分组计划，决定总学委以毛泽东为主任，刘少奇、康生为副主任，胡乔木为秘书，并在日内召集中央会议，请各小组正副组长参加，由毛泽东报告学习和时局问题。

就在10月，中央书记处由延安杨家岭迁往枣园，胡乔木也随毛泽东迁到枣园。

在进入全党整风以后，胡乔木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指导整风运动，数量不少，影响较大。

1942年5月9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撰写的社论《整顿三风中的两条战线斗争》。社论指出：“两条战线斗争的办法，是从全面的思想方法来的。”“两条战线斗争的精神就是反对主观主义的精神。任何事情，没有两条战线的斗争，都办不好。整顿三风，是全党思想和工作的大改造，更非贯彻两条战线的斗争不可。”在这样透彻地说明道理的基础上，胡乔木又强调，在整顿三风中，两条战线斗争“必须加以提倡，并且正确进行”。

6月10日，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宣传唯物论》。社论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整顿三风’，如果用一句话来说明他的全部‘精神与实质’，那就是宣传唯物论。这虽然首先是对共产党内而发，但对于全民族也一样有重大的意义。”社论说：“创巨痛深的今天的中华民族，在政治上的出路自然是抗战团结进步，而在思想上，他的第一等任务也就是宣传唯物论。只有一个真正清醒的严肃的民族，才能够使自己完全脱出今天的灾难”，而“唯物论是我们民族的思想上的救星”。社论从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回顾和中国的现实出发，批判那些“唯心论宣传员们”的反唯物论宣传是丧失“精神操守和民族立场”，并且明确指出，“唯物论的遭遇常是政治的准确的寒暑表”。

1943年1月21日，在列宁逝世19周年之际，《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列宁活着呢》。这篇社论主要是为清除整风期间批判教条主义过程中出现的一种误解而写。在整风中有些人认为“既然过去曾有人读了马列的书而不用，而乱用，而被称为教条主义者，那么最好的避免传染教条主义瘟疫的办法，就莫过于从此根本不读这些‘教条’了”，“从此根本停止和拒绝翻译、传布、解释、通俗化这些原著的工作了”。社论明确指出：“教条主义并不是马列主义的附属物，而恰好是他的反对物。教条主义是一种对待马列主义的无的放矢或生吞活剥的错误态度”，“我们反对教条主义，提倡调查研究，提倡从实际出发，就正是提倡和实行马列主义，就是要恢复马列主义的科学面目和历史信用”。

在延安整风中，胡乔木用他的笔，通过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及时地传达了党中央的声音。

主编《中等国文》课本

胡乔木在1944年5月27日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论普通教育中的学制和课程》中尖锐地指出过去国文、算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中学生往往学了五六年，不能胜任一个壁报的记者或一个合作社的会计，这是因为过去教育的方针是要训练小文学家和小数学家，而不是一个明白事理，能在实际生活中宣传或计算的工作者。”指出“这些都是要改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