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为解决革命文艺阵营内部矛盾所作的努力

胡乔木日后回忆他留在重庆的活动时说：“到重庆传达讲话的主要是何其芳、刘白羽。我没有直接参加传达。我到重庆跟胡风有过一点接触。那时开了两次会，我先讲了一次话，以后周恩来同志讲了一次很长的话，主要讲胡风文艺方面的问题。范围比较广，里边也联系到文艺座谈会讲话的问题。”

当时胡风和茅盾之间分歧很大，形成革命阵营内部的尖锐对立。在曾家岩50号“周公馆”开的这两次会就是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胡乔木还同胡风和与胡风文艺思想比较一致的舒芜交谈，做他们的工作。舒芜当时在重庆，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一位作家。他写了一部《生活唯物论》的书稿，系统地宣传唯心论和个人主义，受到中共在重庆的文艺方面的领导人的批评。胡乔木按中央的要求约舒芜谈话。谈话在城里胡风的小屋里进行。第一天没谈完，约定第二天早晨在胡乔木的住地再谈。胡风陪同舒芜前往。谈的问题主要是涉及哲学方面的专门性问题，双方曾经争论得很激烈。

胡乔木与胡风本人也进行过几次谈话，主要谈胡风文艺思想方面的问题，也联系到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胡风片面强调主观战斗精神，鼓吹到处是生活。这同毛泽东讲话中强调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深入生活、改造世界观的要求很不一致。所以，胡乔木着重就这些问题向胡风谈了他的意见。

三　关心和指导重庆的话剧演出

胡乔木虽然没有在重庆直接参加传达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工作，但“他直接参加了贯彻”。除上述结合纪念鲁迅、批评胡风文艺思想、解决内部矛盾等实际工作外，在关心和指导重庆的文艺工作方面，胡乔木关心和指导重庆的话剧演出也值得一提。

在抗战时期，重庆的演剧活动非常活跃。抗战胜利以后，中国剧艺社于1945年10月公演夏衍的话剧新作《芳草天涯》。该剧由金山导演，陶金、张瑞芳、赵蕴如主演，引起强烈反响。重庆文艺界对这个话剧和前此上演的茅盾的《清明前后》有不同看法。胡乔木结合学习、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导重庆文艺界召开了两次座谈会，就这两个话剧进行研究、讨论，或鼓励，或批评。《新华日报》于1945年11月28日报道了座谈会的情况。以后，《新华日报》副刊拨出版面，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持续了两个多月。何其芳于1946年2月发表《关于现实主义》的长篇论文，可说是对这次讨论作了一个小结。这时，胡乔木早已在上年年底回到延安了。

对于在重庆这一段工作，即使在“文化大革命”被迫写的检查中，胡乔木也没有否定。他说自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一段短时间内，在文化问题上稍有一点革命性”。

四　指导《新华日报》工作

胡绳回忆说：“在1945年他随毛主席从延安到重庆时，曾负责领导《新华日报》的言论工作。我那时为《新华日报》写的评论，每篇都经过他修改，有的被删改得体无完肤。”

1945年12月，胡乔木在新华日报社作了一次报告，对新华日报工作进行了指导，从中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胡乔木的新闻工作思想。

胡乔木指出，“新华日报是一个民主的报纸，但创办在不民主的环境下”，因此必然存在着“很大的斗争”。他分析了在这个大斗争中报纸的不利方面和有利方面，指出“我们报馆的一切工作，都要计算这些条件，要经常调查有关这些条件的材料，研究力量的对比。”

胡乔木从党报与人民的报纸和党性与人民性、无产阶级立场与小资产阶级立场、普及与提高、前进的少数与其余的多数、革命与改良、政治与非政治的配合、暴露与歌颂、团结与斗争等八个方面，深刻而又具体地论述了“报纸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