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希望，那位心理分析家解释一下凯塞林伯爵所起的作用，因为那位伯爵出资定制了那些变奏曲，并且要戈德堡每天晚上给他演奏，以便让他安然入睡。

在文学研究领域，这些分析方法得到了批评理论的辅助，因为有人认为，作为总体的艺术以及它的所有体裁都应该按照理论办事，其方式类似于发动机根据热电学原理进行运转。文学研究领域存在着喜剧理论、悲剧理论、讽刺理论和抒情诗理论。此外，还有种种批评理论：新批评应用了细读方式，意在确定作品中的隐喻是否“奏效”；结构主义批评验证各个部分的协同性和它们之间的依附性；解构主义看来是要人们相信，真正的作者是他所使用的语言，真正的作品是坐在扶手椅上的读者。

批评方法在大学校园里得以兴盛，这一点并不令人感到惊讶，因为大学就是讲授方法的机构。另外，任何科目要讲授出来，就必须以系统的方式加以陈述。为了实现教学目的，就必须进行定义，创建原则，提出方法。我用文学作为说明例证，因为文学研究的方式是我最熟悉的，不过，在其他学科也有类似的方法。艺术史致力于图解——阐释画作中的象征，在其他画作或文献中找到来源和相似的表现元素。音乐学分析风格，对技术手法进行分类，通过这种或者那种方式——例如宣克分析——来检验作品取得的成功。有人听到一位著名分析者说，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的第一乐章中的缺陷很容易加以补救，这可以使该作品变得完美无缺。当一名业余爱好者问他：“假如贝多芬在电话里和你谈起你持有异议的部分，你会教他如何改进吗？”他回答说：“会的，肯定会的。”

科学魔咒在以下这些不同方式中得以明显体现：科学通过自信，通过许诺提供得以证实的知识，产生了无法抗拒的影响，而学术研究已经对此表示臣服。然而，请允许我重复一遍：几何学头脑是无法分析和把握文化对象的。伟大艺术品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们是世界的综合产物；伟大艺术品通过将形式与内容融为不可划分的整体，跻身艺术的行列；伟大艺术品提供的既非“相关的话语”，亦非供人解析的密码，而是一种延长的技巧激励。所以，不可思议的一点是，我们向年轻人介绍这类作品的方式竟然是学术研究。

研究文学、研究过去的艺术的理念是不久之前才出现的，所以，探讨前几代人是如何让高等教育满足真正的文化提出的要求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到19世纪50年代为止，没有讲授这些科目的课程；它们根本就不是什么科目。即便在它们——作为一种与科学和政治经济学抗衡的受人期盼的学科——问世之后，也没有人相信当代艺术和文学应该或者可以被人研究。人们以相当正确的方式认为，很难判定哪些当代艺术家值得密切关注；而且，人们相信，无论如何，公众阅读或理解艺术家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愉悦和启迪，而不是为了积累学分。实际上，人们认为，伟大的、有创意的艺术家应该直接吸引年轻一代，后者会自己阅读他们的作品，欣赏他们的音乐，在某种清静的地方观看他们的作品，以便在没有教学的条件下，直接感受最新文化进程形成的富于启迪的影响。

目前的情况是，新作品被带进校园，加以解剖，根本没有机会让人欣赏。年轻一代无疑喜欢“最近”创新的“重要性”，然而，强制实施的方式却大大淡化了这样的愉悦。相对于过去典范和杰作的连续性或对比性而言，时间上的遥远性和分析的一致性冲击形成双重影响，使其大打折扣。毫无疑问，在得到有修养的头脑的指导时，会出现例外的情形。但是，我们可以公正地说，虽然英语、美国研究或者其他别的专业的“主修学生”接触指定的艺术品，但是这样的接触对提高修养没有什么益处。阅读乔治·艾略特的诗歌是为了了解妇女的困境或者自来水的意象；后印象派画家表明了悲惨的世界和个人面对的异化；奏鸣曲的兴衰说明，1830年之后根本不应创作音乐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