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一生都没有过到什么好日子，她爱有才气的饱学之士，先后嫁给了父亲与章乃器先生，他们二位都很符合这样的条件，可是母亲也都没有从他们那儿得到幸福。她生了三个孩子，一个在美国、一个在台湾，最后这一个与章先生所生的章立凡，却因为我至今也不了解的、当时所谓的“反革命”问题，从十九岁到二十八岁，人生最美最精华的岁月中，成为一位年轻的政治犯，那个十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母亲自己也在“文革”中受到迫害，落得一无所有，六七十岁了还要当扫街工。

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她唯一记挂的事便是一个月一次，清早天还没有亮就起来，到离北京城很远又极冷的延庆去探监。到有一天平反了，章乃器先生却也过世许久了，我还记得，在台湾的报刊上，也报道了章先生过世的新闻，姓名上冠了一个“逆”字，唤作“章逆乃器”，那时我怎么会晓得他就是我母亲后来的夫婿？差一点被蒋介石枪毙的七君子之一？章先生在国共两边都不受欢迎，都差点断送了性命；身后只留下风骨与名声，跟母亲嫁的头一个丈夫我父亲一样，也是个非常不识时务又爱国的书呆子。他原本在香港从事于金融事业，毛泽东请他回去共同建国，他就扔下一切回去了，结果在反右运动中几乎送命，历经牢狱之灾，仅以身免，生前未及得到平反。

一九八八年的春天，我第一次回到大陆。在当时，虽然经国先生刚刚去世未久，他生前就说是开放了赴大陆探亲，但是先得申请才行，没有观光这一项，申请了准不准很难讲。我的母亲在身份证上是“殁”了的，要确定她没有过世，得怎么做才能让相关单位相信？我没有把握，我怕申请不成，于是顾不得法律，打算从香港进入大陆，先在画家刘国松家住了两三天，听他说了许多亲人相会的故事，负面的为多。但是，听起来，我似乎不会遇到这些情况。

大陆就是我心目中的祖国，不像现在，谁要是公然地说大陆就是他的祖国，就是统派，统派就是亡国奴，亡国奴又等于卖国贼，到了变成卖国贼，自然人人得而诛之。那个时候海峡两边的敌意还是很浓，祖国与敌人是同义字，很荒谬，但这样的思想在台湾已经有许多年了，我应当就是那种国家民族观念教育下的一代，没想到有一天能够安全地来去，从飞机往下看，脚下是一片从书本上早已熟悉、又在考卷上回答了无数次的祖国，但也一直仅仅是属于书本上存在的土地，成为事实，反而有点不适应。

公审“四人帮”时，从电视上的转播听到了他们跟我们说一模一样的语言，都觉得怪怪的，他们是“共匪”呢！怎么也说国语？虽然知道他们不说这个也没别的语言可说。中国民航也太不一样了些，都起飞了，还有行李从上面的行李箱往下掉，小厨房里的一个柜子，整个地甩了出来，好可怕。空中小姐爱理不理的，一个比一个神气，发给我的餐点里有一只冰冻的鸡腿，上面结的霜都还未解。但这也是我的祖国啊。

飞机终于在一个破旧的机场落地，就是今天美轮美奂的首都机场同一个地方。小得可怜，只有一个行李轮转台，用推车还要付租金。我戴着一顶宽边草帽，后来母亲说，她一看到戴帽子的，就知道一定是我。大概这也是母子连心。

母亲早在三个多小时之前就到了机场，早早地在门边占了个好位子，依现在的说法，她要在“第一时间”看到我。她立定在门边的位置，三个小时，一动未动，用她仅有的一只眼睛紧紧地盯着，这只有母亲才做得到，恋人也无法相比。

我有点手足无措，在跟着母亲、弟弟出机场之际。计程车好小，很勉强挤进了三个人跟行李。那一阵，新闻媒体上常有一些报道，就是两岸亲人一见面，马上抱头痛哭之种种，我很怕，怕我哭不出来，又怕真哭出来，只好先在电话中说清楚，彼此一定要好好地控制情绪，别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