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住在承德的一处公家招待所里，停留在承德的那几天，每天，不论什么时候，母亲会随时地忍不住痛哭，特别是回到居停的招待所之后。我这才明白，原来该哭就一定得哭出来，昨天没有哭出来，今天也要哭出来，今天不哭，那么就明天哭。四五十年前没哭出来，四五十年后，只要尚在人间，还是要哭出来，连本带利地哭。八十岁的母亲哭得好惨，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年纪的老太太哭得那么凄惨。她的哭并没有让我太伤心，反而觉得害怕。虽然说是重逢，其实与初会没有什么两样，因为我们母子分手的时候，我才五六岁，并且在那几年里，有记忆的时间跟她在一起的极少，当然没什么特别印象。可以讲我一见到的母亲就是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太太，一下子越过了母亲的青年、中年与盛年，我们没有共同的记忆，所以初见面也是客客气气的，实在无从抱头痛哭，陌生感一直到回北京三五次之后，才渐次消除。现在见了她就自自然然地会搂着她说话，那是费了许多光阴慢慢暖化了的状态，我原本就没有跟亲人亲昵的习惯。她太老了，日子当然有限，我哄哄她让她高兴一点儿，也是理所当然。

她有许多种的哭，有的时候她躺在床上，手背捂着眼睛，只管流泪。有时饮泣继而痛哭，也会躲到洗手间里吞声而泣。那几天她看起来没有多么高兴，但是情绪发泄一番是必要的。几十年了，不可能只为了母子相逢而哭，她经历反右的冲击，是很老资格的“反革命分子”了，到了“文革”，那样的知识分子不受罪是不可能的。她之再婚依然不幸，因为章乃器先生在与她相识之前，是曾经有一个已离婚的家室。她与章先生婚后得一子，也可以稍慰于心了吧？没料到这个身边唯一的儿子，却因为出身不好，又有了十年之久的牢狱之灾。在此同时，她被政治迫害逼出门墙，打成扫街妇，以极为微薄的工资，不但要应付自己的生活，还要节省下来作为探监的车钱，还有给弟弟在里面的开销。还有更多我不知道的痛苦，她忍了好多年，在见到了暌隔四五十年的亲生儿子之后，便一发地倾泻而出，哭到欲罢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