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生锈大刀”出炉

难忘的1957年，那年我高中二年级。

这年春上全国展开轰轰烈烈的大鸣大放运动，我所在的宾州中学也开大会作动员报告，韦思林校长号召大家响应党的号召，给政府、给学校领导提意见，对于提意见的人绝对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打击报复。韦校长甚至信誓旦旦地以党性作保证。

我当时虽然是一个中学生，阅世不深，但家在农村，眼见一些农村干部，一旦权力在手，就趾高气扬，不把平民百姓放在眼里。县里乡里有的干部下乡，催公粮，催购粮，气势汹汹，有农民稍有不满，动不动就被作为对抗政府的坏分子来批斗。被批斗的农民站在人群的中央，被戏弄为“中央干部”。一旦成为“中央干部”，就无形中被划成坏分子。弄得有的农民见到下乡干部，就像老鼠遇见猫。由于广西强力进行统购统销（若干年以后报上披露，是当时省委的主要领导决策所为，因此他被中央革职），当年土改时如鱼似水的干群关系，已经难觅影踪。1955年春天，广西农村出现粮荒，不少农民患上浮肿病。家在农村的我，回家时亲眼见一个耘田的农民，一行没有耘完，便坐到田基上起不来了。我走过去把他扶起来，问他身体有什么地方不舒服。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早上只吃碗米羹，没有力气啊！”看看他眼，眼泡肿；看看他脚，脚也肿。这都是缺粮缺油引发的营养性水肿，我只能于事无补地安慰他：“叔叔，做不了田工你就回家吧，保命要紧！”

“保命？就等这春禾啦，如果这春收不上，全家就会饿死见阎王！”说罢他翻起死鱼一样的眼睛望着我……

我无言以对，无力以助。半个月后我回家，听说他故世了，是用一张烂竹笪席卷而埋的。

这是我耳闻目睹的那一年农村的饥荒情景。

所以，1957年那场大鸣大放运动，给领导干部提意见，出大字报，我深信不疑这是为共产党好，为干部好。当时，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这个鸣放运动，报纸天天登载这类报道文章。我们中学里有一位姓李的音乐老师，每一天在阅览室的各大报纸上用红笔勾画出那类尖锐的批评意见，并在报边上批写针对学校主要领导的文字：什么“何等相似”，号召老师们、同学们立即行动起来，批判“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那时整个学校真有一种山雨欲来之势。很快地，各班的大字报便贴到学校的告示牌以及走廊的墙上去了。学校为此还用竹笪搭棚架，让大家有地方张贴大字报。

我也兴奋得很。我想，应该把农民的苦难告知上级领导，所以，我酝酿了一幅漫画，反映农民的疾苦。画什么？如何画？我想起当时农村农民喝粥十捞不见粒米的情景，就操起生硬的画笔，画一个农民手里捧一碗粥，眼巴巴地看着碗，清汤一碗，十捞不见一粒米。练习画了几张，勉强有点点像。这时，站在一旁的姓黄名叫寺宏的同学，击掌叫好。他是我们班一位“才子”，爱好文学，看了很多小说，梦想当作家。他曾写过不少诗歌，投寄县报、地区报，甚至省报，可是都被退回，退稿信千篇一律，说什么“大作收到”，“感谢您的来稿”，因“暂不合采用，只好退回，还盼今后多多赐稿”之类。这些退稿信除了名字和文章标题手写之外，其余全是印刷的统一格式。可是，黄同学痴心不改，天天都在写诗、写日记。

这时，我见他叫好，就说：“黄‘作家’，给我配些什么文字或诗，怎样？”

他想了想，便从我桌上的练习册撕下张纸，琢磨一会儿写上：锄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

十捞只见麸。这是我们读过的唐朝李绅的《悯农》诗的改写。仅仅改动后面一句，就十分贴切地反映了当时农村农民的苦境。

我说，写得好，真不愧是“作家”，只改一句，力拔千斤。于是，便把这首诗抄上去，配在我的漫画上。

署名的时候，我左思右想，署真名还是署假名？署真名吧，人家一看就知道是我，不好。那就署假名。假名叫什么？我姓磨，磨什么？磨刀？不，太惹眼了。干脆署“生锈大刀”，生锈大刀不就该“磨”吗？对，生锈大刀就该磨，含蓄又幽默，就署“生锈大刀”。于是，我在漫画旁边署上了“生锈大刀画”。

我问黄寺宏，他的诗是不是也要署名。黄寺宏说：“不用署，不用署!”

我问为什么。黄寺宏犹豫了好久，说：“署什么好呢？……呃，还是不署吧!”

我见他闪闪缩缩，有点害怕的样子，没想到他家庭出身不好，有所顾虑，只觉得他不够积极。这时有同学找他，他就和那位同学走了。他一走我马上想起振聋发聩的黄钟大吕，就替他署了“黄钟”。我希望他能够像黄钟声响，声震四海。

就这样，一张“生锈大刀”的画和黄钟配诗的大字报出笼了。

大字报一贴出去，好多同学都围上来观看。许多人哈哈大笑，称赞画得好，诗改得也好。对“生锈大刀”这署名，有人在交头接耳地议论，他们怕是心中好笑，怎么这么怪怪的一个名字。

有人发问：“这‘生锈大刀’是谁啊？”

有人回答：“就是高二一班的磨士长！”

有人又问：“磨士长是哪个？”

有人回答：“就是经常穿短裤、着背心，邋邋遢遢的那个！”

这一说，有人想起来了：“哦，是他啊！”

对，我就是有点邋遢，而且经常穿短裤、着背心。因为我家里穷，夏天为省点布，成天穿的是短裤，有的短裤甚至前缀后补，裤边磨出了丝。现在有的青年男女，故意穿那种裤边被磨出丝的短裤，目的只为装“酷”，真是让我感到不可思议。当年人们是把穿这样衣服的我看得很“衰”的。因为家穷，我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有时，甚至剪来衣袖补裤脚。要说我衣冠不整，显得邋遢，这也是事实。解放前，我做过乞儿，在草堆、灰堆、瓦堆、墙头里滚来滚去。解放后，虽然进中学读书，家庭的困苦使我无法在穿着上讲究。同时，我也有一种陋习，在别人看来脏的东西，我却觉得很平常，还自认为是农民的质朴，觉得别人是“娇生惯养”。当时的我有豪气，觉得能从一个乞儿进中学，而且成为一个高中生，很是了不起。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的衣着，衣着光鲜又怎样？要比的应该是学习成绩。我的功课成绩，总在全班前十名之内，这是我最大的安慰，这是我不怕别人小看我和说三道四的原因。

大字报贴出去之后，我的真名磨士长被“生锈大刀”取代了，并非是我的大字报画得好，而是胆子大，敢讲真话。还有，这个名字起得古怪、奇特，与众不同。全校几乎人人知道高二一班有个“生锈大刀”。入校出门，总有人对我指指点点，一时间我成了学校里的“名人”。慢慢地，我的真名被人们忘记。

大字报的风浪很快过去了，随后政治气候骤变，真正应了李清照《声声慢》词中“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的情境。

接着学校开展反右运动，学校那位姓李的音乐老师被划为右派，还有几位老师岌岌可危，后来不知谁能解脱。反正那年寒假，有几位老师不知去向了，听说是被送去农场“劳改”。我们中学生不反右，不划右派分子，但是……

待到1958年高考，我和黄寺宏同学才“鬼出龙州”，开始见鬼、倒霉。

这事留着，等事隔一年高考之后再说吧。

2.合山打工

由于家庭贫困，我的学费、生活费一直难有着落。为了解决这个火烧眉毛的事情，1957年寒假，我和同学黄寺宏相邀去合山打工。黄寺宏是我的小同乡，他的家就在离我们村不远的水美村。合山是广西有名的煤矿产地，听说那里需要拣矿工。就是煤从坑道里运出坑口后，把附在煤矿上的石头、泥块除掉。这是轻活，不需要重体力，我们这些中学生去干完全可以胜任。

现在家庭贫困的学生也利用假期、假日去打工，打工的机遇很多，不像我们上个世纪50年代，那时经济不发达，工矿企业极少，商品交流、贸易买卖，除了国家经营，民间几乎没有，所以那时贫穷学生想找个打工机会极难极难。合山离宾州大约一百五十多公里，走路要起码三天才能到达。为了寻找收入，缓解家庭困难，再远我也不怕。

出发前一天，我跟母亲说，我要和一位相好的同学去合山煤矿打工，这样，下学期的学习费用就不用母亲操心了。

母亲问：“合山在哪里，有多远？”

我说：“沿着宾州至柳州的公路走，过了宾州邹圩，再过了来宾的石陵、迁江，再走不远便到了。”我不敢讲这是太远的地方，其实从迁江到合山还有一半多路程呢。讲路程太远，母亲会担心，会不让我去。

母亲问我：“有路费吗？”

我说：“我们走路去，不用路费。”

母亲又问：“要走几天才到合山？”

我说：“不用几天，走得快，一天就可以走到了。”

母亲是个文盲，合山在哪里，如何去，如何走，路程有多长，她完全不懂。所以，我说什么，她都信以为真。

出发那天天未亮，母亲便煮好了糯米饭，让我饱餐一顿后，又用小布袋装了满满一袋，少说也有一两斤的分量。糯米饭耐饥，要是吃了一顿饱，有时一整天都不会让你感到肚子饿。

出门的时候母亲交代我，能做就做，不能做就回来，路上要小心。我心里想，母亲是希望我能做、要做的，要不然，下学期的费用如何着落啊？！

走前我和黄寺宏相约，在往柳州方向去的勒马桥相会，先到就等，不见不走。

我家离勒马桥比较近，我先到。这时已入冬，因早晚温差较大，只见勒马江面升起蒙蒙水汽，早出的农民在犁田翻地。农村有“犁田过冬，好过粪壅”的说法。稍等之间，只见江边的竹丛间有几只老鸦在呀呀地叫。民间说老鸦叫是败兴的事，我不由得捡几块泥团，往败兴之处频频投射。那几只老鸦被吓得失魂落魄，远飞而去，不知翔落到哪块地头。

我正不悦，黄寺宏走到跟前来了。只见他背上还背着个包裹。我问他背的是什么，是不是吃食。

他说：“是一床小棉被。”转过来问我：“你怎么什么都不带？”

我说：“我都穿在身上了。晚上和衣而睡，再冷就烤火取暖。”心里想，我是个小时候当过乞儿的人，有哪个地方不能睡？

黄寺宏又盯着我裤头上坠着的一团布袋，问我：“这点东西是什么？”

我说：“糯米饭，晚上够我们两个人吃的。”我又问他，除了小棉被还带了些什么？

他说：“还有几件衣服，别的没什么了。哦，还有两元钱。”

两元钱放现在也就是买两根雪糕的钱。可在当时，素粉一碗八分钱，两元钱可以买二十五碗，能让我们顶饿好几天。

就这样，我们上路了。

路上，遇到几次呼呼而来的货车。我们想搭顺路车讨个便，遇到货车远远从后面隆隆而来时，我们就转身，一边退走一边招手。而货车总是轰隆而过，司机压根不搭我们一眼。几番挫折后，再听见后面有汽车隆隆声时，不理睬它的就变成我们了。

第一天傍晚，我们走到了来宾县的石陵镇。我们根本没想去住什么客栈，黄寺宏身上那两元钱恐怕顶多也就够一宿的床铺费。我们找到一家圩场的铺棚，移了四张卖肉的台子做床，又找了一张破竹笪铺上去，权作晚上栖身之所。晚餐呢？晚餐从客栈里讨了一口盅水，我母亲给我包的那大团糯米饭，便是饥肠辘辘的我们的美餐了。

夜里北风呼呼地刮。和衣而眠的我们加盖上黄寺宏那床薄被，两个人各睡一头，屁股贴着屁股，年轻人血气盛，倒也不觉得怎么冷。天一亮，我们赶快收拾行装，脸也不洗，找一处粉摊，各人吃了两碗素粉，便又起程赶路。

第二天傍晚到了邹圩，睡一宿，第三天上午走到了北泗隘。那里是公路和矿区铁路的交叉之处。听说在北泗隘可以搭矿区的小火车到合山，我们就在北泗隘的货站上打听，有人指着铁轨说，待有火车停了，只要是往合山去的，不怕脏挤上车就是了。

如此，我们便挤上开往合山的拉煤火车。

别看这哐啷摇摆的拉煤小火车，我们可是第一次乘坐哩！虽然车身很脏，而且是站着，可是因为是第一回坐火车，两个人都非常兴奋。在我们家乡，铁路是从远在四十公里外的黎塘经过的。有一年，学校组织全校同学浩浩荡荡地远游黎塘，目的就是去看火车。如今，不但看上了火车，还乘上了，怎不令我们激动？我当时心想，即使到合山找不到短工，能乘上人生的第一回火车，也就不虚此行了。

火车行驶大约两个钟头，便到了合山。

来前，我们就已定好先找一位同村的熟人，这人在矿区混得很好。找他不是讨饭吃，只想他给我们在矿上引路，找个下手活，挣些小钱。想他一定会帮忙的，可是，错了！当我们打听到他办公的地方，找到他时，他头都不抬起来看我们一眼，视我们为陌路人。

我一再说，是请他帮我们找些短工，寻一个出煤时拣石头、泥块之类的活干就行。

好长时间，怕是被我们说得烦了，他才抬起头来搭理我们：“这里什么工都不缺，你们还是回去吧！”

看他那张比铁还冷硬的面孔，一口不由多说的语气，知道靠他找工作已经无望。我们是有些冒失，但一路风尘而来，这个乡亲也不能这么无情无意啊。我们两个人沮丧得头都抬不起来了。

我的这位王八蛋乡亲，我们走时既不问一声我们吃饭了没有，更没有问我们回家有些什么困难需要帮助。没有。再一句话没有！我们无奈地转身走时，他赶紧起身关门，生怕我们再回来找他麻烦似的。见他这么冷漠，我们出门后骂了他十遍“王八蛋乡亲”。我们一点也没错。

千里迢迢，来找个打短工的机会都没有，也不能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下去，我们只有垂头丧气地打道回府。

这时才近黄昏，但我们的心里，已经觉得天黑下来了。

黄寺宏口袋里还有六毛钱，找到一个脏兮兮的粉店，饱吃了一顿素粉，身上的钱也就分厘不剩了。

我们又爬上了途经北泗隘的往来宾运煤去的火车。车到北泗隘时已经是晚间的九点多钟。

火车站附近有个食堂，因为车站工人上夜班，所以食堂的工人也上夜班。当夜，北风刮得很急，这个地方没有圩亭让我们躲避寒冷，我们只有动起了到伙房锅炉旁取暖的念头。在车站食堂的伙房门口，我们遇到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师傅。我们对他结结巴巴地说了到合山找短工的遭遇。他见我们衣上挂着宾州中学的校徽，立即就相信了我们。要知道，校徽管用，可以证明我们的身份，一路上我们都佩戴着。也确实管用，不但这个老师傅通融了我们，下面的回家路上还缓解了我们的困厄。

老师傅让我们进伙房的灶房取暖。这个地方是煤的世界，铁路边随便捡的煤就可以烧，师傅叫我们生起一个小炉子，又找给我们两张木靠椅，我和黄寺宏这就有了一个暖暖和和的“围炉之夜”。

安顿下来，黄寺宏说他要上厕所，我说你先去吧，你回来我再去。

不多时，他神色有点怪异地回来，到我耳边悄悄说：“今晚立即走人。”我有些诧异，问他为什么。他说刚才从伙房那里偷到了一块肉。说着，拉着我的手往他怀中摸摸。啊，好大一块肉，看样子足足有两斤。他说：“不这样我们明后天怎么回家啊？路上总得有吃的。”见我犹豫，他催我立马走人！

我心里想，小时我做过乞儿，多少艰苦都经历过，路上讨几碗饭吃也不是什么难事，倒真的没有想到去偷点什么。不过，现在他既然已经下手，而且得的是猪肉或者牛肉，实话说，我已经一个多月不知肉味了，一想起肉，口水就流。所以我马上回应，好，就走。

我们收拾了简单行李，出得门来，见刚才那位师傅正回来，我们就骗他说家里有事，得赶夜路回去。老师傅也没说什么，只应了句：“随你们便吧！”

我们急急忙忙地走出了北泗隘圩头。黄寺宏把那块肉从怀里摸了出来，正好装进了我来时装糯米饭的那个小布袋。因是黑夜，看不出那肉到底是猪肉还是牛肉。我嗅了嗅，发觉有膻味，就说：“是牛肉。要是猪肉就更好了，煮时不但不用放油，还能解馋。”寺宏说：“管他什么肉，能饱肚就行了。”我知道他家是地主成分，解放后，日子过得也与我们贫下中农差不多了。他家也困苦，不困苦就不跟我去合山找短工了。他也是饿猫，不是饿猫就不会趁机偷肉了。

因为有这团肉吊我们的胃口，想到明天将饱餐一顿，我们走路的脚步十分有力，特别来劲。第二天早上，我们回到了来时第一站——石陵圩。

进了石陵圩，便找到一家米粉店，见店里面一个小妹仔和一个中年妇女正在忙着打理，看样子是一对母女。我还发现这妹仔衣上别着石陵中学的校徽。

自然，是我这个当过乞儿的人上前讨吃。我向她们诉说了途程的一路辛苦，只见那位小妹仔直往我胸前的徽章上瞄。待我说完，妹仔马上回应说：“你们吃粉吧，我给你们煮。”可她母亲似有一点不大愿意，只是见女儿这么说，不便拒绝罢了。

我心里想，这个妹仔大概是见我佩戴的是堂堂有名的宾州中学校徽，须知，我们这中学对周边县影响很大，附近的县，多少学子都以能进宾州中学为荣。难怪这佩着石陵中学校徽的小妹仔见了我们要热情相待了。

我们又说带有一块肉，问能不能借个锅头我们炒。小妹仔应声说没问题，旋即给我们找来姜、葱、蒜，还把油盐罐挪到灶边，让我们调用。

吃了粉，又吃了满满半锅牛肉，谢过这对母女，我们又在宾柳公路上疾走了。

黄昏时分，远远地看见家乡的那座秀峰塔的塔尖。我想，我们村就在秀峰塔下，要是还在公路上走，拐拐弯弯，恐怕天黑还未到家。就建议对着秀峰塔直走，反正冬天的田野，干干爽爽，大可以放心从田垌里穿行。黄寺宏赞同我的主意，就不走公路穿过田垌直走而去。

走着走着，天很快就黑了下来，不知不觉间秀峰塔的塔尖不见了。往哪儿去？怎么走？我们心中发起蒙来。再往前去，前面一片灰白，我们以为是平地，踩了上去，嘭的一声，原来是江水！裤脚都湿了。我们马上退了回来。小时候，听说走夜路有“鬼迷”的时候。我说，可能我们着鬼迷了，要不怎么找不到方向了呢？

黄寺宏一听，心里毛毛的：“怎……怎么办？”他的舌头已经打结了。

我年纪比他大一点，经历比他多，就说：“不怕，老辈人说遇到这种情况，蹲下来慢慢观察就行。”

于是我们找到江边一竹丛处蹲了下来。

这时，我们发觉江边有个黑影朝我们这边走来，肩上好似还扛着什么家伙。我们一见，惊恐起来，以为是鬼，大声喊：“鬼呀！”

这一叫，那个黑影也叫一声：“鬼呀！”顿时就翻进了江里。待他挣扎一番爬上岸，冲着我们嗫嚅地问：“你们是人还是鬼？”

我们也问：“你是人还是鬼？”

都说鬼走路是游游丝丝的，不会大声说话。而这“鬼”跌进江中能爬起来，还大声说话，看来是人不是鬼。我便回应他说：“我们是人，是两个人！”

他湿淋淋地走近我们，几乎是贴着我们额头察看。看清楚了以后，有点气恼地说：“原来是两个‘发瘟儿’！”

他是夜里到江边来取水进菜地的，身上扛的是一把锹。

我说：“我是磨村的，早上从石陵圩回来。看着秀峰塔往家走，走到这里，秀峰塔不见了，四处又黑麻麻的，不知怎么回家呢。”

他说：“你们到了勒马江。过了江，不远不就是磨村吗？怎么又不识得路了？”

听他这么一说，我们才明白了，心里都安定了下来。

我们涉水过江。过了江，那黑糊糊的秀峰塔就隐现了。

见了秀峰塔我就镇定了，东南西北，哪来哪去就清清楚楚。我先把黄寺宏送至水美村，我年纪毕竟比他长几岁，胆子也比他大。回头我再进我们磨村。

回到家，差不多是凌晨两点钟。在城里算不了什么，可在农村已是鸡啼时分了。

我拍门叫母亲，她听出是我的声音，赶紧起身给我开门。昏暗的灯光下，母亲见我一身疲惫，满脸灰黑，又是半夜回家，肯定路上受劳受苦。于是，不用问什么情由，立即扑到我身上搂着我，哀哀地哭：“我儿呀！……”话却说不出来。

母亲这一搂一哭，与我儿时搂着母亲的啼哭何其相似？只是那时我搂着母亲，她也搂抱着我。于是，儿时的痛苦往事都涌上我的心头……

3.我曾是乞儿

打三岁时我就知道家里很穷很穷，那是在解放前。

我上有姐姐、哥哥，挨个差二岁。在我姐姐七岁、哥哥五岁、我三岁时，父亲死了。

父亲去赌场看赌，遇到伪政府的警察捉赌，他没赌且身无分文，自认为没事。赌钱的人四散而逃，他却不走。不分青红皂白的警察把他捉了去，关进监牢。别人进监后用钱赎了回来，我父亲无钱只有拿命挨。这时，监牢发生痢疾，几天工夫，死了不少人。监牢不得不放人了，可回到家的父亲已奄奄一息。家中无钱替他医治，不几天，母亲眼睁睁地看着父亲故世了。死时，父亲眼定定地张着，那是死也担心我们往后如何过日子，那真正叫“死不瞑目”。母亲跪哭着，抹下父亲的眼睑，让他闭目而去。

一个寡母领着三个儿女，靠仅有的几分薄地，日子怎么过？屋上有伯父伯母，可是他们根本不管我们。当初父亲和伯父分家时，有个粪棚未分，我父亲去担担粪水淋地，被伯母拿着棍棒追打，可见绝情至此。

受劳受苦我不怕，我们姐弟三人最怕母亲去改嫁。当时我母亲二十来岁，人生得算标致，隐隐约约地听说有人上门给母亲做媒。

我看见过一幕惨象，也是做了寡母的六婶，有天既不出太阳，也不下雨，却撑着把伞，低着头在巷子里走。她那一男一女的孩子，也就四五岁，有的拽着衣尾，有的扯着裤子，哀哀地哭，口里不住地说：“娘呀，不要离开我们！不要去嫁呀！……”六婶泪水哗哗地流，不敢回一下头。这情景让我的心像被锥子戳了一样的痛。事后才知道我们乡下有风俗，寡妇改嫁要打伞挡头出村，不然以后会被雷劈石压。

我把这事悄悄地说给姐姐、哥哥，我们心里都慌慌的，生怕有一天这事发生到我们头上。

却不料有一天，邻村那个腰弯背驼的婆子到我家来了。进了我们家便入到母亲正在煮粥的灶房，还把门掩了起来，偷偷地和母亲说话。

姐姐、哥哥和我立即就慌了起来，这驼背婆进门，肯定不是好事。我们村中老老少少都知道，她是个嫁活人妻的媒婆。

这时，姐姐把我拉过一旁说：“小弟弟，你在家中最小，娘最疼你。你到灶房里去，叫娘不要去嫁，我们吃什么苦也不怕，和娘在一起做牛做马也心甘！”

我立即推开灶房的门，扑进母亲怀里，哭着说：“娘呀，你不要去嫁，不要离开我们……”

母亲把我紧紧地搂进怀里，眼泪簌簌地滚下，滴到我的脸上，哽咽着说：“五婆，以后你不要来了，我绝不改嫁。我舍不得我这些心头肉，是死是活，我们都要在一起！”

这么一来，那个驼背婆哼哼唧唧、嘟嘟囔囔地走了。这一幕，站立在门外的姐姐、哥哥也都看见了。

那驼背婆一出门，我姐便找来门边的大扫帚，往她腿上扫了过去。哥哥也从灶房里拿来烧火棍，追了出来，往她驼背上来了一棍。她像被杀的猪似的，嚎叫起来：“救命啊！打人啊！”好在哥哥、姐姐没有再下手，要不，有她好受的。驼背婆虽已走远，我却还气狠狠地捡起地上的一块碎瓦片往她背后射了过去，正中了她的屁股，痛得她嗷嗷直叫，仓惶地拐进另一条巷子里。

此后，再也没有媒婆敢进我们家了。

母亲没有改嫁，但生活的担子沉重地压在母亲一个人身上。好在母亲身体健壮，犁耙碌轴样样来得。可就是这么几分田地，收割上来不足我们半年口粮，余下的半年怎么糊口呢？没办法，母亲便把不足八岁的姐姐给人家做童养媳，从此在家里她叫我“小二”。

青黄不接的时候，我和哥哥只好当乞儿讨饭过日子。

当乞儿开始不敢，母亲便让我们兄弟俩装扮和她上山割草，到了半路和我们分手，她进山割草，我们则一手拿碗，一手拎着讨米袋到附近村子去乞讨。

走近山边的一个村子，到了村头哥哥有点胆怯，他手上拿一根打狗棍，却让我走在前头。我不怕，走就走。到了每一户的门口，讲些什么讨乞的话，我心中有数，因为我见过乞丐讨乞。讨乞时我说：“可怜可怜我们孤儿吧，施点米啊！”

有人给我们施点米，有人给我们施碗粥。老人施给就祝他长寿，小孩施给就祝他富贵，大人施给就祝他发财。

有一天我们讨到一家高门大户的富人家，这家人心真毒，不但不施给，反而放出一只狼狗追出门来。我和哥哥一见，扭头就没命地跑。我人小，跑得不快，两下就被追上了，一个踉跄我扑倒在地，狼狗往我屁股上一咬，痛得我又哭又叫：“救命呀！救命呀！”

这时从旁边的磨房里冲出一个瞎子，手里拿着扁担，大声吼道：“死狗，敢咬啊，看我收拾你！”还把扁担往地上猛拍。

狗被吓跑了，赤膊的瞎子把我从地上扶起来，问我：“咬中哪里？”我说：“咬了屁股！”瞎子便往我屁股上摸摸。这时，哥哥也回头到了我身边。哥哥说：“多谢叔叔，我们兄弟俩是讨饭的！”

人们都说瞎子眼睛虽然看不见，但耳朵挺灵敏。他说：“知道你们是讨饭的！哪个村的？”我们回答是磨村。

看他的样子是给财主磨谷捣米的。他问我们：“有米袋吗？”

我回答：“有！”

瞎子伸过手来，我便把米袋递到他手上。

他拿过米袋就跑回磨房里从米箩里抓米，装了大半袋，足足有七八斤，递到我手上，说：“赶快走！”

我们气喘吁吁地疾跑出村，屁股虽然被狗咬了一口，但看着手中的半袋米，却不知疼痛了。我和哥哥赶到和母亲约定的山路口，坐在地上等她割完柴草出山来。

母亲担着一担大大的山草来了，见了我们，连忙放下草担。我们高兴地捧着那半袋米递给母亲，她漾开笑脸说：“讨得那么多米啊？！”

我们把来龙去脉说给母亲听，她说：“这个世界还是穷人可怜穷人！”说完拉过我的屁股来看。

我裤子后面被狗咬了个洞，并结了血痂，只是伤口不深。母亲连忙到田基边拔了一些草药，在嘴里嚼烂后敷到我的伤口上，还撕了身上一块破布贴了上去，找了根小藤捆扎在我腰上，以便把草药缚住。没想，我才走几步，草药便掉了下来。

母亲没法，便说：“小二呀，要是痛你就先忍着吧，到家再敷！”

晚上，睡觉时，母亲再把草药敷到我的屁股伤处。

没几天，我的伤口好了。为了面子，母亲不好意思让我们多去乞讨，也就装作进山割草，在附近村子讨了几天。以后就让我去帮别人放牛，由人家给一两顿饭吃。

我去放牛的那家是我们村一户较殷实的人家，放的是一头沙牯。这头牛很奸坏，不好好吃草，稍不留意就啃旁边的禾。我们磨村不像别的村有大的牧场、岭地，放牧时只好牵着它在田基上，让它吃田基上的草。每次放牧归来，牛必须吃得肚滚圆滚圆的，否则便被主人数说，并被威胁，说下回牛吃不饱就不让我吃饱。为了把牛放好，我不但牵牧，还拔来田边较长的草喂它。有一回我把拔来的草放到它嘴边，这奸牛竟以为我是惹它，陡然对着我撞过来，并用角一挑，把我挑甩出好几尺远。好在没刮破我的肚皮，只刮破了衣服。我从田里爬起来，一身泥水，怕得直打哆嗦。好久，我才悄悄地走过去，捡起那条牛绳。可是，在它欺我不敢近它的时候，竟已把旁边的田禾咬吃了好几十蔸。

还好，被吃田禾的那人家见这头奸牛把我牴进田里，可怜我哆哆嗦嗦的样子，也就不多责怪，叮嘱我把牛牵远一点，或者到别处去放。

回家后，我把这事告诉母亲，她脱下我那件被牛刮破的衣服，去让牛的主人家赔。并说，要是我儿被刮破肚皮，不死不活，我们家也就倒霉死了。

可是，牛的主人家不但不赔，连句安慰的话也不说，反而怪我不把牛牵去草长的田基，牛吃不到好草才欺人吃禾的。

真是蛮不讲理。我们孤儿寡母，有理却无奈，无助被人欺，只好忍气吞声。

母亲觉得对不起被牛吃禾的那户人家，挑了一担粪水，去淋那受损的几十蔸禾，给那禾壅肥。

4.肚饥抵毋得

我不去当放牛弟，家里日子更难过。那年临近春节，家中几两米都没有。

怎么过年？屋上有个好心的三婆可怜我们母子三人，可她家里也好不到哪里去，想帮我们却又无能为力。无奈之下给我们出主意，说村里有户富人家，种了好几亩芋头，何不晚上偷偷地去挖一点。

一讲偷，母亲哪敢？三婆说，这主意是她的儿子康哥出的，叫我母亲去听康哥说仔细些。

康哥是村上有名的山歌王和故事王。他的那些山歌和故事，许多是从他老外公那里听来的。小时候我们经常听他讲“老窍故事”、“蒙大赍故事”。这些故事在宾州家喻户晓，老少皆知。

他唱的山歌至今我还记得：难了难，

竹筒担水上高山；

竹筒担得几多水，

毋米挺得几多餐。

愁了愁，

米缸挂在扁挑头；

日里找回夜里煮，

免和老鼠打冤仇。

操了操，

上锈鼎锅毋米煲；

骨瘦如柴毋点力，

细狗碰来两脚摇。这些山歌就像唱的我们的生活，贴心贴肺，让我们感叹，也让我们解愁。所以我很爱听他讲古，很爱听他唱山歌。

那么，康哥又如何给我母亲出计呢？

母亲进了康哥屋，康哥便拿出一张已经写好字的硬纸片，交到我母亲手上，上面到底写些什么，母亲不识得，便问：“康哥，上面写些什么？”

康哥说：“你不用问，你去把芋挖回来时，便把这纸片插在地上，准保你没事。”

母亲有点不相信：“真的没事？”

康哥说：“你夜里和孩子偷偷去挖，插上纸片就回。放心，我看不会有事！”

母亲看着纸片，以为康哥是在上面画了解难的符，便问：“这是什么符，可以逢凶化吉吗？”

康哥说：“不是符，写的是字。符是避鬼，这字是避人！”

母亲欲懂未懂，把纸片拿回来。我小，未上学；哥哥虽过了上学年龄，因为家穷也没有上学。所以，那纸片上面到底写了些什么，我们一个都不知道。不过，既然是康哥为我们出的主意，又准保我们没事，我们也就下定了决心。

晚上，我们母子三人挑起箩筐，扛上锹把，摸黑到几里路远的那户富人家芋田偷挖芋头去了。

芋地有好几块，总共有几亩来地，除了富户人家的芋地，还旁插着他人的。但大多芋地是富人家的，他们大概是在等近年节时挖了去圩上卖。

我们认定那块最大的芋地就是富人家的。因为这地土质特别好，种出的芋头当然就特别大。在这块地上我们急急忙忙地开挖，很快就挖了近半垄，芋头芋仔装了有两个箩筐。我们还想挖下去，母亲让我们停下来，不让我们再挖。按康哥的交代，她把纸片插在挖过芋的垄上。

路上，母亲找了一堆禾蒿盖在箩筐上，装成是找的柴草。她叫扛锹的我们兄弟俩先回去，交代说，要是在村口碰见有人问，就说是去外婆家挖薯回来的。

当晚我们就把偷回来的芋煮了，一家人难得地饱餐了一顿。肚子饱了，可我们心里并不安宁，尤其是母亲，那一晚恐怕未睡好。不知第二天人家发现芋地被偷挖会有什么反应。

第二天中午，村巷里闹哄哄的，芋地被偷挖事发，人们在七嘴八舌地议论。那位被偷的主人，原来叫八公。他一手拿着水烟筒，一手拿着康哥写的那张纸片，哈哈大笑。

八公对众人说：“你们看，你们看，好笑不好笑，偷了我的芋，写上这样的字：‘三代宗祖不做贼，因为肚饥抵毋得；芋头芋仔都取尽，芋檬重多担毋得。’哈哈，哈哈哈……”

想不到，这件偷芋的事并没有引起轩然大波，八公的哈哈大笑使其烟消云散。

这当然要归功于康哥幽默的山歌，他化解了八公受损而应有的怨恨。我们既感激康哥的机智，也感激八公的宽厚通达。

土改那年，八公被划成地主。我们家三代贫农，土改工作队还住进我们家里，把我们当做土改根子培养。

成了地主头子的八公，有陈年的慢性气管炎，加上三天两头被斗和遇上风寒，不出个把月，便老命呜呼了。

因为八公在偷芋那件事上的通达，斗争他时，我们母子都没有上去批斗，连一句对他的呵斥也没有。他死后，我们还偷偷地去他坟前烧了一炷香。

5.棒头打出聪明子

我们磨村离县城不远，才七八里地。1939年和1944年间，宾州两次沦陷在日本鬼子的铁蹄下。因靠近县城，我们为了免遭蹂躏而四散逃命，我们村有几个叔伯就是死在日本鬼子的枪口下。现在，凡是形容老百姓慌乱，就说像遇着日本鬼子进村一样。可见恐怖的阴影还一直笼罩在老百姓的心上。

1944年11月，日本鬼子第二次侵占县城，我们走不及，母亲和一些妇女被鬼子捉了去。我们姐弟三个年纪幼小，只有在家里恐慌地嗷嗷大哭。我们都知道，母亲此去生死未卜。

到了天黑，母亲失魂落魄地回来了，看着我们姐弟话都说不出来。她是幸运地逃脱的，在鬼子把她们赶进一个村的巷子时，趁鬼子不注意，她躲进粪厕里才逃过一劫。那些被鬼子抓走的妇女们都被糟蹋了。

惊魂未定的母亲连夜带着我们，挑上些简单衣物出去躲鬼子。家里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但锅呀、碗呀是不能少的，因为没有炊具，有米也无法煮食，就得饿死。

我们躲进山里几个月，日军退出宾州后我们才回村里。

回来后，母亲贩菜卖。每天凌晨四五点钟就起床，吃一点头天晚上剩的饭粥，天未亮就出门。母亲当时才三十出头，怕路上有不测，一直要我跟在她身后。当时我已经八九岁，一心要保护好母亲，手上拿着一根棍子做她的护卫。心想，万一母亲被坏人欺侮，我就拼上小命与之搏斗。

跟着母亲走在路上的时候，很多时候会想起康哥唱的那首山歌：愁了愁，

米缸挂在扁挑头；

日里找回夜里煮，

免和老鼠打冤仇。有次我情不自禁地就唱出了声。母亲听了笑嘻嘻地问我：“小二啊，这首山歌是康哥教你的吗？”

我说：“山歌哪用教？他一唱我就记在心里了。”

母亲又说：“那好，你还记得哪首？”

我又唱：操了操，

上锈鼎锅毋米煲；

骨瘦如柴毋点力，

大风吹来脚打飘。其实，母亲也知道这首歌的，不过是试看我的记忆力。

她听后就说：“小二，末尾那句你唱错了，那是‘细狗碰来两脚摇’！”

“娘！末尾这句那是我改的，意思一样！”我得意地说。

母亲夸奖起我：“小二聪明。”完后，她停顿脚步，好久，叹息起来：“唉……”

我说：“娘，你叹什么啊？！”

母亲哽咽着说：“你是个聪明仔，可惜娘没钱送你去读书啊！”

其实，我好想读书。每逢走近学校，听到琅琅的读书声，就像动听的歌曲钻进我的心窝。可是，家庭的困境让我不敢往这方面多想。母亲的话，像锐利的石块捶击在我的心尖上，隐痛之余，也只能慰藉母亲：

“娘，只要人聪明、勤俭，不识字也找得吃的，过得生活！”

母亲说：“是倒是，到底还是不一样啊！”

……

一天傍晚，母亲卖完了菜，拿钱去买米。她从衣袋里摸出唯一的一张金圆券，对卖米的人说要买五斤米。

卖米人一看说：“你要买五斤？你的钱刚够称半斤米。”

母亲问：“不是四万元一斤吗？”

卖米人说：“对呀！”

母亲又问：“我的票子不是二十万吗？”

卖米人说：“什么二十万，才两万！”

这下子母亲蒙了，原来当时的二十万和二万的钞票颜色都一样，仅仅是文字不同，有个买菜人拿出这张票子说是二十万，要母亲找补，母亲不认得字，看颜色相同，就以为是二十万，把零钱找补给这人，没想被人骗了。

当晚，欲哭无泪的母亲说：“谁叫我是睁眼瞎呢？”她咬着牙对我下决心：

“小二，你一定要做个读书人，一家人没个认字的不行。这回卖田卖地，娘也要把你送进学堂！”

村校老师姓朱，是从附近村来的。母亲为了让我上学，左求右拜，对朱老师好说歹说。朱老师见我比同级的同学高出一头，现在才来破蒙是因为家里穷苦，便答应不收我学费。这么一来，我九岁才开始在村校读书。

我们这个村小学就一间教室，四个年级，几十个学生都挤在一起，老师也只有朱老师一个。不分年级，而是分学生读一、二、三、四……直至第八册。所以教一年级课时，二、三、四年级的同学也随着听。念课文的时候，八册学生各念各的，因此嘈嘈杂杂，就像早上树林里不同鸟儿聚在一起，各啼各的音，各唱各的调，热闹极了。

我虽然年纪长，但还是从第一册开始学。不知是我年纪大还是接受能力强，课本上的字很快就全会读、会写，还帮同级的同学来认读。因为接受得快，老师再教别的年级课本时，我就昏昏欲睡。也可能是我过去一直在野外滚爬，一下子坐到教室里觉得憋闷，就想着教室外的野田野地多么自由，白云蓝天多么迷人。于是，有时我趁老师给别的年级上课时偷偷跑出去，躺在墙头上、草地上，甚至爬到树上去癫狂取乐。

这事被朱老师知道了，他叫同学去把我找回来。我一入教室，他就鼓起眼睛瞪我，狠声地教训：“下一回你再这样，我就叫你夹书包滚回家！”

我再也不敢逃到教室外玩，但老师上完课后，我把字认读、认写完了就无事可干，就昏昏欲睡。有时候我干脆就伏在课桌上睡起来……放学了，我回到家马上拿起捉鱼的工具到圳里去戽鱼。哎哟，满满一截圳水很快被我戽干了，那鱼真多呀，有鲫鱼、鲶鱼、塘角鱼……哗啦啦地在快干的圳里乱窜。我就去把鲫鱼、鲶鱼、塘角鱼一一捉进篓里，正在捉一条很大的塘角鱼，猛然间那条大大的塘角鱼用它头上很尖很硬的两只角把我的手一刺，痛得我哇哇地叫起来……疼醒了猛抬头，见朱老师拿着把长长的戒尺站在我面前，欲再给我手背上来一下，我本能地迅速把手抽了回来，朱老师的戒尺落到课桌上，啪地响了一声。

我已经挨了一戒尺，手痛得发麻，要是朱老师的第二下打着了，我的手背肯定肿得像发糕了。

朱老师冲着我骂道：“磨士长，我看你睡呀！‘棒头打出聪明子，谁疼谁儿莫送来’！”完后，他走上讲台，向全体同学大声训道：“以后，谁不好好听课，谁个吵闹、睡觉，就像磨士长一样，我要把他的手敲断！”

虽然我手背麻痛麻痛，可我不敢哭。如果不是在学校，是在外面被别人这么打，我肯定哭了，不但哭，而且可能捡起砖头和他对抗。我虽然年纪尚幼，还是孩子一个，可是在同龄甚至比我年长的孩子中，其他人所经受的磨难没有一个比我多。自从我懂事开始，饥饿的折磨，乞讨的白眼，沦落的奔逃，偷食的窃喜……困顿的底层生活，劳碌的艰辛人生，造就了我野孩子的性格。在受到比我大的人或者比我强悍的人欺侮时，我敢与之对抗，甚至拼死一搏。

可是，这是学校，学校是神圣的殿堂。老师就是严父，挨老师打是天经地义的事。谁叫我不好好听课，不好好学习呢？被打是活该！

我不但挨了朱老师的打，放学回家前他还拿红笔在我眼睛上画了两个圈圈，好让家长知道，我因犯规或学习不用功被老师惩戒。

有的学生眼睛被画了红圈，回家的途中跑到塘边便洗掉了。可我不洗，我要让母亲看见我的红眼圈，知道我受了惩罚，我要让自己吸取教训。如果我把受惩处的事隐瞒了，总有一天母亲会知道的。与其让她迟知道，不如让她早知道。不对她隐瞒这事，说明我有承认错误的勇气，说明我有改正错误的决心，不枉费母亲送我读书时所受的辛劳和艰难。

晚上，母亲卖菜回来，一眼就见到我眼睛上的红圈。

她问道：“在学校做了什么错事？”

我老老实实告诉母亲说：“打瞌睡。”

“为什么打瞌睡？”

“我都会读、会写了，就发困了。”

“哦，会读、会写了就睡去啦？”

说着，母亲从水缸里舀来一瓢水倒进木盆里，扯过我按下我的头，用手洗掉我眼上的红圈。

她一边抹洗一边说：“读书就好比种田，像犁、耙、插秧、淋粪、耘田。你说只耘一次田行不行？不行！还要耘一、耘二、耘三，那样才能长出谷，才能有收成。你不努力怎么读得好书啊？！”

我好感动，掀起衣襟，抹干脸上的水迹。可哪能擦得干净啊，在这之前不曾流泪的我，刷刷地流下了热泪。

这不是委屈，而是痛悔！

自此之后，我好好读书，再也不淘气了。

6.苦涩的录取

由于我入学时间晚，解放前后又辍过学，学上得断断续续的。

1952年升入初中时，我已经十七岁，比一般读初中的同学长几岁。不过，班上还有比我年长的。比如我们的班长，入学前已当了街长，养了孩子，是二十啷当的人了。因为我们都是解放前家穷，没有机会读书。解放后，穷人翻身，许多人才得以入学了。从这点来说，我们确实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

共产党、毛主席做了件自古以来翻天覆地的伟大事迹，就是摧毁了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的制度，让穷苦人民翻身得解放。被解放的大众有田种，有工做，有衣穿，有饭吃，穷苦的孩子也有书读。

但，这仅仅是好事的开始，人民不会满足于这种低水平的温饱。生产要不断得到发展，生活要不断得到提高。所以，1957年初毛主席号召的那场大鸣大放整风运动，我当时理解为是执政党本身不断修正自己，提高为民执政能力的举措。

1957年我在高中读书时出的那张大字报，是在亲眼目睹农民困苦状况的情况下写出来的，一点也不虚夸。校领导口口声声说什么不在中学生中反右，可暗地里我却为此吃了大苦头，合作者黄寺宏比我更惨。

1958年秋我们高中毕业，进行高考。高考不是在当地进行，是把我们集中到南宁去考。考前我们就填志愿，不像现在考后知道分数才填。我的理想是学医，第一志愿是北京医学院，其次是广州中山医学院，再次是广西医学院。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谁不想考取理想中的最高学府呢？

考完试后，自我感觉还不错，后来有位老师告诉我，我的平均分数是86分。那位老师还说，我起码应该被广州中山医学院录取。

我高兴得不行了，成日里踌躇满志。将近放榜的时候，天天窜到学校去探听消息。

有一天，学校办公室的人告诉我，录取通知来了，在县邮局。说要是想急着知道，可以自己到邮局去取。

我和十几位同学马上起程。学校在县城附近，离县邮局有六七华里。我们是跑步去的，路上见黄寺宏推着一架旧单车进来，我对他说：“录取通知来了，在县邮局。你用车把我带去，我们马上去取！”

黄寺宏脸上显露出为难：“不知这破单车能不能载得起你？”

我不假思索地连声说：“走吧！走吧！”跨上了单车后座。

黄寺宏也只好把我带上了。

单车吱吱呀呀地走到半路，钢圈突然压扁下来。真不知道这钢圈是什么破烂铁做的。

这可怎么办？车坏了也不能丢在半路上，附近又没有修车铺。黄寺宏嘴里唧唧咕咕地埋怨起我来，也确实是我的责任，只好由他数说。

没办法，我们俩只好轮换着扛起单车往县城走。到了县城，找了一家修理店，问师傅修车要多少钱，师傅检查了一会儿，说要两元钱。

我身上只有五角钱，还是准备填肚子的，就对黄寺宏说：“我就这五角钱啊，给你吧！”

“那中午怎么办？你没得吃啊！”黄寺宏尽管生气，还为我考虑。

我说：“不要紧，饿不死，至少今天饿不死！”

厚道的黄寺宏说他身上有两元钱，用他的钱修车，我的五角钱就将就着买些什么吃的，两个人充饥。

到县邮局，因我们为修车的事耽搁了，同学们都已拿上录取通知回去了。我们对邮政员分别报了姓名，邮政员对着我们报的名字，分别把通知书递到我们手上。当时也不用什么证明，谁也不会去冒名领取，更不会有人使坏，无缘无故地把你的通知书搞掉。

我们急急忙忙地撕开信封，抽通知书出来看。一看，我顿时傻了眼。通知书上的录取学校既不是北京医学院、中山医学院，也不是广西医学院,而是我未曾听说过的南宁医学专科学校。天呀，这是怎么回事？这肯定是一个新成立的专科学校。

我脑袋瓜轰轰地响，眼前一片模糊。我气狠狠地骂了一句：“屌他妈，这是个‘漏屎’大学！”

这时，一直深埋着头的黄寺宏也一脸哭丧相。他没有说话，把录取通知单递给我，我也把我的给他。

我一眼看到他录取的是什么“天津石油工业专科学校”，我嚷道：“这也是个‘漏屎’大学！”

黄寺宏有气无力地说：“你的‘漏屎’大学毕竟符合你想要学的专业，我的这个‘漏屎’大学与我理想的专业相差十万八千里！”

我知道，黄寺宏一直想当作家，想当新闻记者，他填的第一志愿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当时在中国所有的大学中，设这个专业的唯有这所大学。他的志愿其次是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的中文系，广西的大专院校他压根儿一个也看不上。可是到头来把他录进了这个工科的大专院校。

黄寺宏连续说了三个“惨！”

当时，我们脑子里一连串问号，把我们录取到这样的学校，到底因为什么？我们都知道，我和他的考试成绩都在80分以上，我是理科平均成绩86分，他是文科平均成绩87分。他的分数比我还高出1分，是全校文科最高分。

我们惶惶不安，我们忿忿不平，我们百思不得其解。我们得知，同学中某某进了中山大学，某某进了武汉大学，某某进了广西大学。可据我们所知，他们的平均成绩都在我们之下，有的还不上70分。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我们的精神一直恍恍惚惚，发瘟鸡一样垂着头，一副痛不欲生的样子。

我和黄寺宏惺惺相惜，两个人经常聚在一起，分析落选的原因。想来想去，得出的结论是关乎那场所谓大鸣大放。一定是我们俩那张署名“生锈大刀”的大字报惹的祸，我们的诗，我们的画，比那些被划成右派分子的人更烈辣，更“恶毒”。虽说中学生不划右派，但肯定被指为右派言论并入了我们的档案。可我的家庭是贫农成分，在学校里似我这般身份入学的人恐怕是绝无仅有的。我旧社会当过乞儿，新旧社会两重天，新社会把我由鬼变成了人，进了当时在附近各县最有名气的中学读书，又考出了非常不错的好成绩，为什么就不能让我去上我想上的大学呢？

我是怀着对党和政府的感激之心，尽自己的一份应尽之力，为那些老百姓诉苦鸣不平的。让我对那些平民百姓的苦难漠不关心，我的觉悟哪里去了？我的良知哪里去了？我是在农村泥土里滚出来的，我的灵魂在村边那棵大榕树上，在那些洒满牛粪牛尿臭气的土路上。共产党不就是为这些百姓谋求幸福而奋斗的吗？我认为我的出发点没有错。可是，事到如今，我虽然没有被划成右派，但遭遇却和右派差不多。我太冤了。

再说黄寺宏，家庭成分是地主不错，但他父母都已不在，他早些年去世的爷爷是地主，说到底他只是死去的地主的孙子。当时出大字报他不愿署名，是碍于家庭成分，怕“秋后算账”。他配上我漫画的那首诗，是他的亲身感受，他们村子也饿死了人。如果硬说是因为家庭出身、阶级立场的话，那可是跳进黄河洗不清。他的遭遇比我惨，我被录取在希望的专业范围之内，而他的录取，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我对他说：“是我害了你!”

他问：“此话怎说？”

我说：“如果当时我不叫你配诗，不给你署名，高考就不是这样的下场!”

他说：“配诗是我自愿的。当时也没考虑太多，只认为反映的是事实，做这样的事情考验我的能力，也觉得好玩；署名吗，当时我的确不愿署，也有点怕……呃，即使不署，署什么假名，当真查起来，人家还是查出是我搞的，这事逃不掉!不能怪你，是我自作自受!”

我为他的理解和豁达感到庆幸，我不会因为这件事而失去一个好朋友。我们的心靠得更近了。

7.地主仔夜话

黄寺宏邀我晚上到他家去，我们好好聊一聊。这个时候的我和他同是天涯沦落人，同有一颗孤寂的心，需要相互砥砺，相互安慰。

我们村和他们村虽然相距只有七八里地，但我从未去过他家。那次从合山回来，半夜送他，也只把他送到村头。我知道他的所谓“家”，就他一个人，幸亏有一个呵护他的姐姐。他姐姐长得十分出众，虽是地主的孙女，十七岁那年，周围远近的人家就纷纷牵线搭桥，或亲自上门说亲，想把她娶为儿媳，或讨为老婆。土改后两年，他姐嫁到一户较为殷实的人家。黄寺宏算是有了一个靠山，他的姐夫和家人把他当至亲照顾。他之所以能升学，几乎都是姐夫家帮助的。

黄寺宏的家是一间草屋改就的，他们家两进祖屋，土改时被分掉了。走近屋门时，他从门边的墙罅里找出铁丝扭成的钥匙，捅进门里的锁孔，撩了两下，没有打开，再用力把门和门把抖动了几下，带动得门楣下、墙缝里的微尘纷纷而下……

两扇杉木条拼成的门终于打开了。一间屋被泥坯砖砌成的矮墙间隔成两间，里间是卧室，搁着一张不大的破木床；外间是灶间，堆放着一些柴草，歪歪斜斜的餐桌挤在柴草边上。好在就他一个人，要是多两个人就转不过身了。屋里屋外倒是收拾得很干净，黄寺宏是个爱干净的人，那衣袖、衣领从来没有污垢。不像我，再干净的衣服，在我身上穿两天就邋里邋遢了。

黄寺宏一入屋就揭开锅盖，只见浸在锅里浅浅水面上的碗中残存着几片半肥半瘦的猪肉，他说是昨晚吃剩的。黄寺宏会过日子，把碗泡在锅里水面上，一来可以降温，二来可以防蚂蚁来爬。他说，村头有个肉摊，去买点肉回来。我说不用，家里有什么就吃什么。他说就有这几片剩肉，还有半升黄豆。我说把黄豆炒熟用水一焖，再配上几片猪肉就行了。

黄寺宏坚持要去买肉，我想他和我都是一分钱当两分使的人，不能让他花这个钱，就挡在门口不让他去。

我笑着问：“你这屋有没有老鼠？”

黄寺宏不以为然地回答：“农村哪没有老鼠？多得很!”

我说：“你吃不吃老鼠肉？”

“吃过!”他说。

“好吃吗？”我问。

“炒得好也好吃!”他舔了一下嘴唇。

我说：“那就好，我马上捉只老鼠来炒了吃!”

他不信：“你哪来本事？说捉老鼠就能捉到，以为是在你的笼里养的？”

我说：“你等着瞧!”

我把一片猪肉用火烧得香香的，串到用铁丝屈成的铁钩里，穿上细绳，捆在一块小石头上。再让他找来一个大木盆，用一截小木棍支起半边木盆，那截小木棍上绑了长长的小麻绳。

一切处理停当，我就叫他出屋去，掩上门让屋里暗下来，不要有一点点声响。老鼠闻到肉香，必出来偷吃。待老鼠吃钩上的肉，我就把小麻绳一拉，大木盆扣下来，老鼠就罩住了，就可以把它逮住。

黄寺宏说：“好，我正好到村头小杂货店买两斤米双酒回来，等有了你的老鼠肉做菜，我们慢慢筛酒!”

黄寺宏出门后，我掩上门，躲到一处，两眼盯紧那木盆，小心窥视。

不多时，果然有一只老鼠出来了，直扑钩上的肉，准备把肉叼走。但这只老鼠小了一点，我没有拉绳。小老鼠叼上肉吱吱地叫，那肉后面捆着一团石头，它哪里能够拉得动？瞬间，就有只大家伙出来帮忙了。想是这只大老鼠鬼马，先把小的支出去上阵，发觉拉不动，而周围又没有什么动静，便亲自出马了。事不宜迟，我马上把小麻绳一拉，把大小两只老鼠全罩在里面了。

好了，我把门打开，慢慢地把木盆挪到靠门的光亮地方。这时，黄寺宏打酒回来了。他问我：“抓到老鼠啦？”

我说：“那还用说，一大一小！”

他哈哈一笑：“你这把生锈大刀真有本事！”

我说：“生锈大刀也是刀呀！”说着，就把大木盆一边露出一点点缝，在地上转来转去。当我一转出一条大老鼠尾巴时，我就把鼠尾巴用脚稳稳踩住。然后我叫黄寺宏找来烂毛巾或烂衣服破布之类，他立即找来一条烂短裤。我用这条烂短裤把手包住，猛然将木盆掀开，包着烂布的手迅速将那活蹦乱跳的大老鼠揿住。抓大放小，捏紧这只大鼠，走到屋外，往有硬砖的地上重重地砸下去。老鼠吱的一声，便在地上四脚抽筋了。

这只老鼠足足有半斤多重。我叫黄寺宏找来一小捆稻草，在地上烧成灰，把老鼠往热烘烘的灰堆里滚几滚，再用手把沾了热灰的老鼠抓几抓，老鼠的毛便被除掉了，变成了白白的裸鼠。舀水到木盆里，放进去洗了洗，再放砧板上用刀去头去脚去尾，剖出内脏，留下肉身，碎成小块。配上姜丝，淋上些许米双酒，生大火往锅里一炒，佐以调料，一盘香喷喷的爆炒鼠肉便上桌了。

我们有两菜一汤：鼠肉、炒黄豆、青菜汤，还都是下酒的菜肴。

我和寺宏都不是贪杯的人，但是今晚的意义不一般，都觉得是在“对酒当歌”。所以，你来我往，先是细口抿一抿，慢慢地就是一口小半杯。酒过三巡，寺宏的话头多了起来，先是东拉西扯，接着竟诉说起他的身世经历来了：你家是贫农，我家是地主。你小时候做过乞儿，我小时候吃饱穿暖。解放前我父亲当教书先生，家有十几亩地，爷爷只有我父亲一个儿子，田里活忙不过来，所以才请了一个长工。爷爷和我母亲都是种田人，一天忙到黑，算什么地主啊？我爷爷很节俭，甚至说很吝啬。人说他咳一口痰都舍不得吐在外面，要含回家吐给自个的鸡吃。他去圩拉一泡屎，都用荷叶包回来，丢进塘里喂鱼。有次，挑的担里一头有荷叶包的豆酱，一头是荷叶包的屎。天黑了进村，到塘边错把包豆酱的荷叶包丢进塘里去。煮菜时，我母亲解开荷叶包取豆酱，却是一包屎。我母亲顿时恶心得呕吐起来。爷爷知是错投，大喊：“痛肚（心）！极命！”我们村里人都知道，他这十几亩田地就是这么一分一厘地抠积出来的。

刚解放不久，我们这儿有土匪暴乱。我父亲有一支护屋的老七九枪，据说这种枪是打单发的。不晓得土匪怎么就知道了，土匪入村征粮时，闯到我家来威吓父亲交枪给他们，否则捉人去抵押，一起搞“反共”。我父亲怕连累家里人，就把那支老七九交了。

清匪反霸时，村里有人揭发我父亲拿枪济匪，民兵把我父亲捉去关在乡政府里。村里又有人告我父亲不但济匪，还是个“恶霸”。告状的这个人和我们家有过过节，说起来也就是邻里间的三长两短。有年天旱，我家的田被这个人撬开田基偷水，我父亲气不过就和他争了起来。须知，我父亲毕竟是乡间的教书匠，平常不做体力活，手无缚鸡之力。相争时，那人对我父亲动了拳头，我父亲自知不是对手，气愤不过，就奔回来拿家伙。那人见势不妙赶快溜了，父亲回家也只是操了一把菜刀出来，见人不在也就算了，本来也没想和人家拼命。可到了清匪反霸时，经那个人一揭发，事情的性质就变了。他成分好，是贫下中农。

乡里的民兵要把父亲押回村里开大会批斗。父亲他不懂政策，以为自己“济匪”，又是“恶霸”，命肯定难保。想想与其被枪毙还不如自尽，就趁民兵不注意，解下绑手的绳子，悬梁殒命。

父亲一死，母亲觉得往后的日子难挨，投河自尽。土改的时候，又把我们家划为地主。不过，我们家没有什么血债，多出的土地和房屋被分了。爷爷倒也没有受什么皮肉之苦，只是不断有运动，不断被批斗。

好在我有个好姐姐，姐姐长我五岁，总是大事小事护着我。土改那年我们家田地、房屋被分，工作组几乎天天晚上捉爷爷去批斗。他们来捉爷爷去斗时，姐姐就拽紧我的手，远远躲在一旁。姐姐问过爷爷，斗他什么。爷爷说，农会斗他是要他交出家里的金银财宝，交代细软埋在什么地方。爷爷说：“每年一有余钱，我都置田买地了，哪来什么财宝？哪来什么金银？”

说老实话，那时候少吃两餐都不要紧，最让我害怕的，是农会那些民兵背着枪捉我爷爷去批斗的时候。我实在是心惊肉跳，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避开这一切。我也想逃离这个家，走到远远的不被人知的地方，哪怕那地方缺衣少食，咽糠吃野菜，我也愿意。但是，我能逃吗？我曾偷偷地走去外婆家，以为外婆家可以躲一躲，可是外婆家成分也不好，是富农，外公还是“恶霸”，也被批斗着。所以，我只能像小老鼠一样，天天躲在角落里。倒是姐姐有主见，私下里她对我说：“弟弟不怕，我们是小孩，不要紧。我听土改工作队那位同志姐说，我们是地主的后代，不是地主分子。就算是地主分子，只要老实劳动，安分守法，也会给出路的。她还说，我们这些小孩，今后能读书的，该去读书。我说，我年纪大了，不去读书了，在家种田，我弟弟去读书。那位同志姐马上说，对，叫你弟弟去读书。所以，阿弟，你放心，姐姐十五岁了，长大了，姐姐在家种田送你去读书，你一定听姐姐话！”

半年之后，土改结束，给我们留下一份土地和房屋，就是现在这间草屋。爷爷被斗是少了，但一有什么事，爷爷还是被捉去训话。我回小学继续读书，可常常有小孩对我指指戳戳，说我是“地主仔”。一听到这称呼，我就觉得自己仿佛低人一等，内心里十分恼怒，十分惊恐。但，恼怒和惊恐又怎么样，我不能和别人斗嘴，不能和别人打架，只能将怨恨放在心里，有时偷偷地哭一场。我的这种怨恨，不知怎的慢慢转嫁到爷爷身上，想他不如早点死。他一死，这地主分子不在了，我的地主仔名声也会消失了。所以，我讨厌这个老地主，是他害我小小年纪就背上“地主仔”臭名。

有一次，我爷爷去塘边的水瓜棚摘水瓜，不小心跌进塘里去了。当时，刚下过暴雨，塘水较深，我爷爷七十几岁，年老体衰，眼看着他就要沉到塘里去。那时我在不远处的竹丛里，爷爷不一定知道我看见他。此时，我本可以喊人来救命，可是我不喊，悄悄地跑开了。这一走，我以为他老命就没了……

没想到，我远房一位叔叔路过塘边，一见此情景就跳进塘去，把我爷爷救了上来。

自此之后，爷爷一病不起，奄奄一息。有一晚，有气无力的爷爷，左手举着煤油小灯，右手拿一把铁凿，颤巍巍地叫我和姐姐来到一处墙边。他叫我从地上第一块砖数起，数到十五块砖；再从墙边往左数，数到十五块砖之处。说在那里撬开砖，里面会有一个宝贝。见爷爷那神秘兮兮又有点洋洋自得的样子，我好生奇怪，问是什么宝贝。他说：“你们撬吧，撬开来就知道。”好奇的我很快就把那砖撬开来了，里面果然有一小包东西。拿出来一看，小包用油纸包裹；打开油纸，里面又用砂纸包着；完全打开，里面是一个金光闪闪的手镯！

我心想，爷爷这个老地主真厉害，土改时每天晚上把他斗得死去活来，他就是一口咬定没有什么金银财宝。分屋时，他主动提出要这间草屋，说是好的房子让贫下中农居住。为此，这个老地主还给农会留下个好名声、好脸面。原来，要这间屋子是他有心计，屋子里藏着他的秘密！

爷爷把手镯交到姐姐手上说：“家里你是老大，你保管，你们两人有份。有一天，世界清平，或是你们因生计所迫万不得已，找个可靠之人，可靠之处，处理出去，财不会大发，不救穷救个急。”

这件事以后不到两个月，爷爷便过世了。

爷爷过世不久，姐姐对我说，要把这个手镯交给农会。我问为什么。她说，实际上这是地主浮财，留下，我们也不会处理。不如交出去，得个好名声，说我们和地主分子划清界限，你不是地主仔，我也不是地主女，我们不沾地主任何东西。姐姐的政治觉悟还挺高，也蛮有思想的。我就是讨厌地主仔臭名，姐姐点到了我的穴、触到了我的痛处。我赞同姐姐的主张，将爷爷藏起来的东西送交农会。

我姐姐将金手镯送给农会时，说是爷爷临死前交给的。姐姐说：“我们认为这是地主分子的浮财，是剥削穷人留下的，我们不该承受。”农会的领导很高兴，表扬我姐姐有政治觉悟，鼓励她好好劳动，好好做人，将来会有出息。

之后，姐姐出落成一个大美人。几乎三天两头有人上门来给姐姐做媒，姐姐说她年纪尚小，要等我长大读了大学才出嫁。两年过去，姐姐十七岁时，她动了出嫁的念头。不是她想嫁人了，而是因为她的美艳给她带来了麻烦。出圩入市时总有三五个人盯着她，有真心实意爱她的，也有好色之徒想占便宜的。这些人中有当兵的，有当“同志”（干部）的，有农村的，有城镇的。

我姐姐自有主张，她选了个脚有点跛的人做了夫婿。姐对我说：“弟呀，姐不为别的，一心就是为你。姐嫁的这个人，虽然脚有点跛，但老实可靠，当小学老师也算有知识；在家里他是独苗，父母都壮健，一等劳力，会吃会做的人，家庭不会穷，殷实可靠。姐还跟他讲好了，嫁他的话要负责你读书，直到读大学。他一口答应，也说要把你当做他的亲弟弟。所以，我就答应嫁他了。”说完，我姐眼泪哗哗地流下来……

我也哭了起来。姐姐这么做一心为的是我。我怕姐姐心里委屈，我说：“姐姐，如果你是为我，心里委屈，并不情愿，你就千万不要嫁给他。你要嫁个真心实意相爱的，不然，我不读书了！”没想到，姐姐扑哧一笑，说是高兴才哭的！没什么委屈……

打这之后，我就一直被姐姐和姐夫家照顾着读书。初中毕业时我想读中专，想早点毕业出来工作。可姐姐和姐夫一定要我读高中，读大学。

如今我竟然考入了一个“漏屎”大学，这怎么对得起我的姐姐、姐夫？！

……都说酒后吐真言，黄寺宏酒后的这场陈述，让我听得入了迷，直至他讲到“漏屎”大学，我才回过神来。

现实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漏屎”大学去不去读？

不去读明年再考，又会是个什么样的结果？成绩考得再好，那档案上的鉴定白纸黑字，那是木板钉的钉，把我们钉死了。

最后，我们想，到哪个山头唱哪首歌，天无绝人之路，还是去读，读了再说，走一步看一步。

黄寺宏引用朱老忠常挂在嘴边的那句俗语说：“出水才看两腿泥！”朱老忠是当时全国最走红的长篇小说《红旗谱》里的主人公。

我说：“对！‘出水才看两腿泥！’有骨就会长出肉！”

8.护花使者

母亲知道我考取了大学，但不知是什么样的一所大学。她也不问，反正她认为成为“大学生”就是了不起的事。当年的大学生与今天相比，人数极少，能够考上的人真是凤毛麟角。在母亲看来，我从一个乞儿成为一个大学生，简直可以和朱元璋当皇帝有一比了。

母亲把孵蛋的老母鸡都卖了，筹费给我去南宁读书。路费虽然不多，车费一两元钱，加上一些备用，也就需五六元钱。可在农村，五六元钱也不易找，挣来的工分只够吃饭和买油盐，是政府的助学金帮助我读完中学的。当年进大学读医、读农林、读师范的学生，都可以享受政府助学金，至少可以免交伙食费。所以我可以放心托胆地去南宁读医专。

我上的学校虽不理想，但读的是医疗系，专业是我中意的。我的理想是当医生，为病人解除病痛。我不像黄寺宏，想当作家，那样的追求太虚渺了。我虽然也爱读一些诗词歌赋、小说之类的，但我知道自己没有文学天赋，只能做些实实在在的工作。

入学一个多月后，我接到了黄寺宏从天津石油工业专科学校寄来的信。他说，虽然进了这个他不喜欢的学校，但还是疯狂地爱好文学。他读的学校也是全助学金，他把姐夫每月寄来的十元钱全部买了小说。

1958年底，全民开展大炼钢铁运动，放什么“钢铁卫星”，我们学校全体师生奔赴农村山区，去搞大炼钢铁，入学才几个月的我们也参加了。

我们去的地方是宁明县的亭亮镇，那里山高林密。通往凭祥的铁路擦边而过。下了火车，我们全部人马背着行李浩浩荡荡地往山里走，不知去的地方叫什么，也不知要走多远。那天，正是大雨过后，道路泥泞。因为路滑，拉矿、拉木头的卡车车轮上扎上了铁链，蜗牛似的爬行。我们对这种艰难的跋涉并不在乎，心情都十分激动。看那山路上挤挤挨挨的人群，看那山坳里升腾的滚滚黑烟，知道那是“钢铁元帅”正在升帐。“超英赶美”的口号激励着我们，要是用“雄赳赳、气昂昂”来形容我们的心情，那可是一点也不夸张。

我们的扎营地在一个较平坦的山坡上，当地民工已经给我们准备了茅草和木条。吃过饭后，带队的老师叫我们立即动手搭人字架。我们大多同学从乡下来，搭棚架这事倒也难不倒我们，很快就把棚架搭好了。为了防雨淋冲，我们还在棚架周边挖下浅沟，好让雨水和流淌的山水绕边而去。

棚架搭好后，安排女同学睡在中间的棚架，这是为了她们的安全。入口处还隔出一小间，派两个男同学睡在小间里把守。

把守的男同学选派谁？经过老师和班长的商议，又征求了女同学们的意见，选派我和另外一个叫胡志君的同学。

大概是我的长相和我平日的表现，让女生们觉得我有安全感。我貌不出众，一脸农民大哥的土样子，而且十分愿意帮人，特别是不怕干体力活。对体弱的同学助以一臂之力，是我很高兴的事。平时，学校里搞什么清洁卫生、开荒种菜之类，脏活重活我抢着干。这绝对不是吹牛，从初中到高中到大学，我一直都被选为班上的生活委员。多少苦我都吃过，学生中的这类“苦”算什么？

老师和女同学们的信任，让我这个“护花使者”感到责任重大。入睡那晚，我在入口处安身之后，隔着茅帘对里间的女同学说：

“同学们，你们安心睡觉，有什么动静就叫我们俩，绝对不让你们出事！”

里面的女同学报以一片掌声。

在那段日子里，我们男生每天的任务是上山砍树木，把树木从山上推下来。女同学则是拣矿，把那些石块泥团从矿里拣掉。

我们的伙食很好，吃饭不要钱，半个来月中，不但餐餐有饱饭，还顿顿有肉吃，不是猪肉，就是牛肉。那牛肉炖得又烂又香，我二十余岁还没吃过那么香的牛肉。

我们上山砍木，满目青葱，空气清新，登高临远，山山水水尽收眼底。一边砍木一边嚎歌，又没有什么死任务，能砍多少就多少，困了就在砍下的树木上躺下休息，有时还呼呼大睡一觉，感到挺惬意的。希望这样的日子最好延长下去。

将近收“兵”了。领队的老师说，放松一天。女同学们在洗洗刷刷，打点回去的东西。我们两位“护花使者”，觉得没有什么好休息的，便到山里钻钻，找些野果之类的。

我们在山里钻了半天，吃了不少野山楂、野梨、野蟠桃，饱得不想回去吃饭了。那天的天气很好，虽时值深秋，但日头依然有点灼热。我们在山林中窜来窜去，又爬树，又摘果，剥了外衣，还是一身热汗。想起不远的地方有一股山溪，溪水悬山而下，大有飞流直下三千尺之势，冲积成一池潭水。潭水不深，清澈见底。我们曾两次在潭里畅游嬉戏，现在何不去享受这大自然的恩赐？

快走近时，惊见一群女子泡在潭里。她们有的洗头，有的洗衣，有的身子泡进水里，有的甚至赤裸着上身，只穿着一条小裤衩。说老实话，我第一次看到女人的胴体，而且那么多，她们长发飘飘，个个体态柔美。再一看，啊，竟然是我们校的女同学。

她们是我们的同学，如同我的姐姐妹妹一样。我赶快扭头就走。

我那同行的“护花使者”胡志君也有同感，赶紧和我一起转了身。

路上我想，要是别的男同学不知道，来这山潭洗身怎么办？

我对胡志君说：“喂，要是别的男同学不知女同学在这里洗澡，他们来了怎么办？”

胡志君是个老实大哥，不安地说：“是的咯，怎么办？”

我说：“喂，这样吧，我们走到前面的山口把守，如果有男同学来洗身，就告诉他们女同学在那里使用了，叫他们稍后一步，等她们走后再来洗。”胡志君回答我：“对，就这样办！”

我们来到路口不一会儿，果真有几位男同学拿着毛巾衣裤之类的洗身来了。我对胡志君说：“喂，你上去跟他们说，有女同学在那里洗了，叫他们后一步。”

胡志君迎着过来的男同学走上前，紧张地说：“你……你们，慢一……点，女同学洗……洗完后，你……你们……再……再来！”

天呀，大概这事让他难以启齿，心慌得竟结巴起来了。

有位同学马上回应：“她们洗她们的，我们洗我们的，有何相干？”

胡志君不好对他们说女同学在潭中裸着身子，更不敢说他看到过那群胴体，不知该如何表达，涨红着脸转身向我求救。

我也为难，如果我说女同学在裸体洗澡，他们一定会想我怎么知道的，我们岂不成偷窥之徒了？如果说我们是护卫来的，那也名不正言不顺，谁委派的？

我进退不是，只好半真半假地说：“刚才，我们俩也是想来洗澡的，可还没到潭边，就远远地听见女生们吵吵嚷嚷地，有人在说谁脱光了……这样我们还敢再往前呀？我们就只有在这里待着，等她们洗完了再前去。碰上了你们，能不告知一声？”

有同学说：“嗐，游泳池里不也都男女同洗？那叫互相吸引！”

我只好说：“人家要是光着身子，你也好意思吗？”

也许我这话正中了刚才说话的那个同学心思，他涨红着脸，揣摩地：“你们看见啦？我们也当做不知道去见见！”

这事，如果遇上现在的大学生肯定巴不得，乐于一起去乘机。现在的女生面临这样的情况，大概也不会太惊吓，顶多有个别自认倒霉，有的说不定还有意无意地展露胴体，让某些男生口水尽流呢。

可是到底当年和现在不同，同来的多数同学都异口同声说：“回去吧！回去吧！”

有人说：“我们离远一点，等她们回来，我们再去洗，怎么样？”

大家赞同，齐说：“对对对！”澡，大家还是要洗的。

约半个来钟头，女同学们回来了。出浴的妙龄少女们貌若天仙，一个个长发飘飘，脸色红润，轻薄的衬衣，裹着青春苗条的体态。我们一帮男同学，想多看两眼，又有些怕。她们见我们坐在那里，知道我们也是来洗澡的，她们先到为君，我们后到为臣了。

有位女同学感谢道：“让你们久等了，实在不好意思！”

我们当中，有位男同学说：“你们应感谢磨士长和胡志君，两位‘护花使者’晚上为你们放哨，白天为你们站岗！”

女同学中有人说：“是吗？那我们一起感谢磨大哥他们！”

我是同学当中年纪最长的，尤其是女同学，都叫我磨大哥。

我支支吾吾地说：“别，别听他们胡扯，我们俩也想来洗澡，知道你们先到了，就在这里等候。后来他们也来了，就一起等候呗！”

女同学们一听，便都说：“多谢！多谢！多谢你们男同学！”

……

半个多月后，炼钢的“战斗”结束，好几个山头的大树、古树都被砍伐殆尽，堆进山坳里和矿石一起焚烧。当时我们也觉得奇怪，钢铁能这么炼出来吗？后来听说烧出来的“铁”和矿石、木炭、泥团都结为一块了，成了什么烧结铁。

这场运动使多少人力、物力、财力都化为滚滚浓烟，升空而去，演化成千万年来在这块沉睡的土地上近乎荒唐的故事。

9.毒倒同学

我读大学这三年，正是国家遭遇天灾人祸、国民经济极其困难的三年。现在想来，最恐怖的事是吃不饱。那时实行按量配给，一个学生一个月定量二十七斤米、一斤肉票、半斤糖票，其余什么也没有了。特殊商店里有些高价食品，不但价格惊人，而且有外汇券才能买到。外汇券谁有？那就是有外汇的人，这些人一般家里有海外关系，或者有华侨之类的亲戚。当时领导也未必有外汇券，哪怕是高级领导。除非是特殊部门的，比如外事部门，稍有一些空子可钻，那也是偷偷摸摸，不能为外人所知。其余，据我所知所见，所有大大小小的官员和普通平民百姓的粮食和副食品供应一个样，顶多多一些油票、肉票。那时的干部确实是清廉的，没有什么特殊可言。

我们这些二十岁左右的大学生，正处于消化力最强、需要热量最高的年龄，一天平均不到一斤米、半两肉、几钱糖的配给，能化成多少卡路里，有多少营养？恐怕只有六七十岁，不出劳力的老人才勉强可以应付。正常人一天需要的热量为两千五百卡路里，而我们一天吃下的这些食品才一千多卡路里。不足部分只好千方百计地去补了。怎么补？同学们种青菜、种红薯、种南瓜，搞所谓瓜菜代，还有什么“双蒸饭”。所谓的“双蒸饭”就是把蒸好的饭，加水再蒸一回，实际上成了粥不粥，饭不饭的东西，吃下肚只能增加饱感，骗骗肚子，营养只会减少不会增加。还有什么“小球藻”之类的，什么叫“小球藻”，“小球藻”又怎么做？就是用蔗渣沤在池里，让它发酵，上面浮上一层绿色的浮藻，把这些浮藻捞上来，过滤之后，加水放进锅里煮，再加一点糖，变成稀糊状的东西。当时，我们到饮食店里排好长的队，才能买上一碗，想吃个饱，得排几次才行。据说，小球藻有维生素、蛋白质，是“植物肉”，所以，不少机关、学校都做这类东西。有个别人还到街上、垃圾堆里捡回蔗渣，在自家的水池、大木盆里制作。

我常常做梦吃饱饭。有一回，听一位华侨老师说，他用外汇券买了一碗扣肉，全家人吃得开开心心。当晚我就做了一回梦，不但有大锅的饭，还有大碗的扣肉，美滋滋地吃了个饱。可是醒来后只有一肚子的口水。

好事也还盼到过一回。我们同室有几位同学去一个医院做半天实习，属于帮忙性质的那种，当天的晚饭他们就不回来吃了。如果当晚餐票不用，过期作废，有三位同学让我受用他们的餐票了，这下子我高兴得不得了。当晚，我把这三份饭菜，连同我的一共四份，一点不剩地吃了下去。那四盅饭可是满满的“双蒸饭”啊，每盅老秤六两，总共二十四两，饭菜加在一起那就不知有多少斤两了。吃完后，感觉那食物已经到了喉咙口，可肚里仍然有饥饿感。这是因为，我身体里实在缺乏脂肪和蛋白质，肠胃里食物虽然填满了，仍然感觉不到饱。

这一顿不但解决不了我的饥饿感，还让我胀得十分难受。吃下去的东西顶到喉咙，可吐又吐不出来，好不难受。无奈我只好到运动场上，在田径跑道上来回地走上差不多一个小时，胀鼓的肚子才稍缓下去。

尽管如此，我依然觉得四盅饭菜是一件美事。我想着报答几位同学给我的照顾，也就因此而闯下祸事，差点铸成大错。

我发现学校围墙上爬满了许多猫豆，这些猫豆以前就有，没有属主。小时候，我也曾吃过猫豆，但分量不多。我见这些猫豆已经成熟，何不搞回去，给同室的同学“分享”？我就约胡志君一起去摘。自当“护花使者”之后，我俩关系要好。他和我同寝室，那三盅饭里也有他的“馈赠”。

我们摘了一大堆猫豆，剥下来有满满两个脸盆。怎么煮？这事不难，我们就在学校的围场边架起灶，以脸盆当锅煮了。吃猫豆要煮烂，还要放很多的油，否则会中毒。可是我们不懂，胡志君到校外买了两分钱盐，撒在煮了的猫豆上，我尝了几颗，觉得味道还可以。肚子饿时，能吃的都是美味。

我们高高兴兴地把两大脸盆猫豆搬回寝室，怕旁室的同学看见，还把门掩起来。当天是星期天，晚饭前同学都回到了寝室，八个同学，每个人都吃了两大碗，后来才到食堂去吃那份饭菜。这回，个个都喊：饱了！饱了！

晚上入睡，有人觉得头晕，以为白天劳累所致，倒头就睡。至九点来钟，同室的人都说头晕得难受，想吐又吐不出来。我心里一惊，马上想是不是吃猫豆出事了？因为我的头也昏昏沉沉的。大家都出现这种情况，一定与吃了猫豆有关。大事不好！我跌跌撞撞地去拍开旁边寝室的门，告知里面的同学说，我们寝室个个头晕，出事了。

同学们都走过来看，有同学立即报告系里，报告学校。学校找来了校医，问我们吃了些什么。昏沉沉地躺在上架床上的我说：“吃了猫豆，是我煮给大家吃的。”

校医问：“有油吗？煮烂了吗？”

我说：“没有油，能吃，不知烂不烂。”

事实上到什么程度叫烂，我不清楚。我的牙齿比老虎牙还厉害，什么东西到嘴里就烂了，在乡下混日子时我吃东西不忌生冷不错，但生熟还是能分清的，那猫豆绝对熟了。但烂不烂，到什么程度为烂，我就无法定准了。

医生对系里的领导说，肯定是吃猫豆中毒了。他连忙赶去打电话给附近的医院。很快，医院派来医生、护士，对我们灌白糖水抢救。

迷迷糊糊中，听见有位同学要求医生：“我不想喝白糖水，我要吃干的白糖！”

医生说：“吃干的不行，要灌白糖水才解毒。”

事后，我们都觉得好笑。那位同学提出这个要求，大概是肚饿，想趁机“捞一把”解馋。

几个同学中胡志君中毒最深，可能是他体质不好，吃得又多的缘故。白糖水灌下去解决不了他的问题，仍然昏沉不醒。医生认定他深度中毒，拉去医院灌肠才救了他。

这事成了学校不大不小的新闻。当年，我是学校“炼钢模范”，系里、校里出了名，可是我这个罪魁祸首能不能脱责，是个大问题。虽然当晚，除了胡志君，大家都解了毒，没事了。胡志君住了几天医院也恢复了元气。但学校对我如何处置？这事真担不到底。有同学说，我可能被开除学籍。那阵子，我整天心里惴惴不安。

后来，系里领导要我写了检查。校方体恤我是好心办坏事，只给我记了大过处分。

10.莫怀仁与我

1960年，广西出现过一件值得记入史册的文艺演出活动。全区各个剧团、地市甚至县的文艺演出单位，有条件的大专院校都以民间传说人物“刘三姐”为题材，创作、演出“刘三姐”。各地市评选出优秀的《刘三姐》剧目，到首府南宁进行全区会演，且什么剧种都可以。最后，由区里对选出的最优秀剧本进行整理加工，磨出一个《刘三姐》“典范”。

现在《刘三姐》已成为广西的保留剧目。刘三姐的歌声，成为广西的标志之一，刘三姐的形象，成为广西的形象。一提到广西，全国人民都知道有个刘三姐；一提到刘三姐，就知道她是出自广西，这确实是广西人的骄傲。应该说，那次全区性的演出活动，功不可没。我的一位高中老同学，某大学文科的一位教授，在和大家相聚，把酒临风的时候，知道我当年参与《刘三姐》演出，并因此讨过一个漂亮的“刘三姐”做老婆，都说我遇上了刘三姐带给我的“桃花运”。他还说，广西的文学作品，不知有什么可以留传得下去，但是，《刘三姐》流传是肯定的。他这是文人的眼光，应该说得没错。

当年，我们学校参与了《刘三姐》的演出，我扮演其中的地主老财莫怀仁。其实我们演出的剧本是原来柳州市彩调团演出的剧本，情节基本没有什么改变，仅仅是添加和修改了一些山歌。说不定添加修改的山歌还没有人家原来的好哩。

我们的学校属地南宁地区，是从南宁卫生学校扩充起来的，所以我们参与演出的是南宁地区各县的剧团或文艺宣传队，不是什么“正规军”，属于“杂牌货”，是业余演出。

演出完之后，各演出队开展交流活动，座谈演出体会。我们学校和几个县的文艺演出队同个小组。我扮的角色虽然是个“坏人”，但大家选我为演员队长。我曾说过我是个乐于助人的人，在我们学校排练《刘三姐》的时候，打开水、扫场地，基本是我来做。我乐于做这种所谓下手活、劳力活。因为我的表现好，我才被公选为“演员”队长，不是因为演技好或者角色重要，更扯不上什么形象、长相出众。实在说，在演员中我是最不中看的一个，扮演的莫怀仁是个反面形象，演员丑一点可能还是一种需要。

那天开的座谈会，会前各队的演员队长先碰头，商量如何把一天的座谈会开好，要先推选出一个座谈会召集人。来参加碰头的演员队长，都是端端正正的正面形象、重要角色，不是“刘三姐”就是“阿牛哥”，独独我是个“反面人物”。可能我是个大学生，一张最普通，甚至最不中看的脸，却给他们好感、安全感。毫不相识的他们，竟选我做召集人。我坚持说这样不妥，建议上午、下午各选两个召集人，我自报上午由我和再选的一位来。这一提，地等县那位“刘三姐”马上赞成，而且要跟我共同做召集人。她这一附和而且是主动搭配，其他的“阿牛哥”、“刘三姐”也只好同意了。

我还不知道地等县的这位“刘三姐”姓什么，问道：“‘刘三姐’，请问你贵姓？”

她有点难为情地说：“哟，不要这么叫我。免贵，我姓刀。”

紧接着她问我姓什么，我想幽默一下，就这么回应她：“嘿嘿，我姓磨，磨刀的磨！”

她以为我开玩笑：“不会吧，是因为我姓刀你姓了磨？”

我反问她：“那你真的姓刀？”

她说：“我可是先告诉你姓刀的，怎么会哄你？”

我说：“我真的是姓磨啊，绝不是跟你开玩笑取乐！”

她看来是一个落落大方的人，也幽默起来：“好吧，上午我们就‘磨刀’吧！不过，磨大哥，你是大学生，这个会该你主持，我陪你凑数就是了。”

我痛快地回答：“好吧，我先做开场白，座谈结束，你来小结。”

她像是很为难，用手推我说：“不不不，磨大哥，别说在那么多人的会上说话，就是三个人的会，我都说不清楚。你就一包到底吧！”

我可是从未和女孩子有过这么近距离的接触，还被她温柔地推了推，我的心里肯定会有感觉的，可就是不敢往好感、亲密或者示爱上去想。因为我长的是一张农民大哥的土脸，而且从来穿着上不讲究。因为我既没有物质基础去买些像样的衣服装扮自己，更懒得去把衣服洗洗刷刷。有时一条裤子穿一个星期也不换洗，白衬衣的衣领汗迹抹成一道黑边，我也懒得打理。我知道背地里有同学议论我邋遢，可我觉得无所谓。我当过乞儿，能混到今天，有衣服遮体保暖就不错了。只要心里不邋遢，只要学习成绩不在人后就行。

上午座谈会开始时，我耍了一个关节，就是特意将我和地等县“刘三姐”的姓氏作了介绍。马上有人议论：“嗬，真巧，两个召集人的姓加在一起叫‘磨刀’，你们搭在一起太妙啦！”这一说，引来了一阵善意的笑声。我也笑了，也许，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会后，我拿出笔记本，叫她写上姓名地址给我。她倒也大方，认真地写上：地等县城厢镇新街：县文艺宣传队刀美秀。

她没叫我留名，也许是出于女孩的矜持。我不好主动地给她留姓名地址，但我已打定主意，今后要主动和她联系，说不定……

11.爱上“刘三姐”

会演结束，我们学校的《刘三姐》演出队解散，回到系里。不曾想谈恋爱的我，心里萌动出对刀美秀的爱意。以前我不是不想谈恋爱，而是没有条件谈，也没有遇到合适的对象。现在，我明确追求的对象就是刀美秀。于是，分手不到一个星期，我就给她去了封信。

我不想一开始就急于表示爱意，信的内容也就是一般的问候。一个多星期后，我接到了她的回信，她谈了几句回去后的情况，全部内容不足一百字，里面找不出半句有感情色彩的话。我给她的信末尾有一句“盼今后多多联系”，她的信末尾却是一句当年普遍适用的“此致敬礼”。让我很失望。

这毕竟是我第一次接到的女孩子来信，我十分珍惜，小心地插进笔记本中珍藏起来。

后来我接二连三地给她去信，她不复信我也写。她偶尔来的信，微波不兴，可我的爱火却越烧越热辣。有一封信甚至引用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诗句：青年男子哪个不钟情？

妙龄少女哪个不怀春？我对刀美秀真真切切、直截了当地表白，要让她知道我对她的深切之爱。我急切地等待着她的回音。半个多月后，接到她的回信。这封信，让我跌进了感情的深渊。

信中说，她对我的好感是出自对我的尊重和信任，并没有更深的想法。而且她已经有了对象，只希望我们今后保持一种友情关系。她希望我努力学习，将来有一个好的工作，还祝福我找到一个更可心的恋人。

这信让我大失所望，也让我更冷静地思考。我确实是纯粹的一厢情愿，自作多情。我一个貌不出众、才不惊人、衣冠不整、不拘小节的人，即使在女孩子当中得到好感，也仅仅是因为乐于助人，让人觉得诚实安全而已。在与刀美秀的交往上，我真是自作多情了。

我回信刀美秀，首先请她原谅我的冒昧，向她诉说人世间友情比爱情来得更珍贵，并祝福她的爱情美满幸福。

打这之后，我们成了好朋友，经常有信来往，交流各自的情况。在我毕业前，接到她的一封来信，说他们县的文艺宣传队已解散，她回到了地等县都门镇，干她车缝社的原来的工作。我回了信，对她进行了一番鼓励，希望她做一颗革命的螺丝钉。

1961年秋，我们三年专科的学业结束了。在填志愿去向时，不少同学都挺“革命”的，有人填“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我考虑到自己曾被学校记“大过”，觉得应表现出更高的觉悟才是，就填了“哪里最困难，哪里最需要，就是我的志向”。

半个多月后，毕业分配名单公布，分配我去地等县，至于地等县什么单位，到地等人事科报到后再作分配。

我一看分配去地等县，可谓惊喜交加。所谓惊喜，因为我想不到。更让我想不到的是，到了地等县人事科报到，又把我分配到都门镇医务所。如果我和刀美秀有恋爱关系，那是组织偶然的成全，是天意。可我和刀美秀只是熟人、朋友，这样的安排真是让我倍感遗憾。好在我觉得，分配到人地生疏的僻远之地都门镇，有刀美秀在那里，至少不会感到孤单。

到都门镇医务所报到、住下，我才知道这个医务所刚成立没几年，医生包括我才八个人。

医务所的严所长叫我先不忙上班，把生活安排好。第二天是星期天，照理说是休息的，但这都门镇是远离县城的偏僻之地，农民来看病哪管你是不是星期天，压根儿就没有星期天这个概念。这种情况下医院是天天上班，有病人来看病医生就坐诊所，没病人看病职工就回家搞家务，反正宿舍就连着诊所。这所简陋的医务所甚至没有病房，只有几张简单的病床。

第二天上午，我决意去寻访刀美秀。

到医务所报到时我就对严所长说，我是个穷学生，离开南宁时，学校补助了十元钱费用，一路来到地等县，跑都门，来到都门镇，钱都用光了，问医务所是否给我报销路上的车宿费。严所长说应该，马上叫出纳给我按据报销了车宿费。

这天上午我去见刀美秀，口袋里有了报销车宿费的钱，就可以买点便宜的“礼品”捎过去。

偏僻的都门镇没有什么商铺，仅有一家国营的百货店，一家糖烟酒公司。这天不是圩日，街上农贸集市冷冷清清。亭铺里有几个农民摆卖自家种的菜，两摊肉台前倒是有十来个买肉的人，颇为热闹。见到一个农民的竹筐里有几梳山芭蕉，问了一下，论梳卖，五角钱一梳。我买了两梳，足足有十来斤。打听到都门车缝社的地址，我就直奔而去。

到了车缝社门口，见里面有十几个人，有的在埋头车衣，有的在裁衣锁扣，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我一眼就看到了刀美秀。

我正想叫刀美秀的名字，靠在门边车衣的一位中年妇女先向我发话：“同志，你找谁？”

这时，大家都抬起头来，目光投向我。我的目光则一直盯着刀美秀，愣了一小会儿，把手指向她说：“就找她！”

刀美秀吃惊之余，笑盈盈地站起来迎向我：“你怎么到这里来啊？”

我回答说：“我是都门的人啦！”

她难以置信地问：“哦？你不是哄我吧？”

我说：“真的，不是哄你，我毕业了，组织把我分配到你们地等县，地等县又把我分配到都门镇医务所。我不就是你们都门镇的人了吗？”

刀美秀这才相信我说的是真话。她马上走向一位车工，大概是车缝组负责人，用壮话轻声说了几句。我想大概是请假吧，说完后她就走过来对我说：“到我家去坐坐吧！”

我随她而去。见我提着两大梳芭蕉，她笑嘻嘻地问：“你买这一大堆芭蕉送给谁啊？！”

我憨憨地笑着说：“嘿嘿，没有什么好东西给你家相送，不好意思了！”

她说：“我家后园里有芭蕉树，呃，到时我和你交换吧！”

我马上接上说：“失礼了，我去买点糖饼吧！”买芭蕉主要是想送给她父母的，但没想到她家并不缺这些。

刀美秀把我拽住：“你不用啰唆，我说的是真心话。你才从学校出来，还没领到工资吧，去破费这些干什么？”

这么懂事的姑娘，替人想得多么周到，令我打心眼里赞叹。

一路交谈中，我知道她父亲是都门镇税务所所长，母亲曾在车缝社做工，现病退在家。她是独女一个。

不多时，来到她的家。这是小镇街道中常见的二层楼房，一共三进，屋后有个小菜园，靠着山脚边，确实有几株芭蕉树，有的在开花挂蕾，有的已垂下沉重的果实。楼下是厅、储藏室和厨房，楼上是居室。刀美秀把我引入屋中时，她母亲正在后园整理菜地。

她母亲还很年轻，才四十多岁，大概是长期埋头车衣，落下颈椎骨质增生病。见女儿带我这个生面的大后生进屋里来，开始有点吃惊。刀美秀把我介绍给她，说我是大学生，刚毕业分配，是到镇医务所当医生。

我也接上说，我和美秀是去年《刘三姐》大会演时认识的。

我居然不知不觉地就改称刀美秀为美秀了。就这么称呼吧，也挺顺的。

美秀娘马上客气地请我回到屋厅里坐。美秀一边给我倒茶一边说：“中午在这里吃饭！”

我说：“不啦，中午我已经在医务所的小食堂定了饭，不吃就浪费啦！”

当年粮食定量，少一餐、多一餐那可是“斤斤计较”。客人到来常常让主人惊恐不安。不过，一般大家都能体谅彼此的情况，绝不轻易在主人家用餐。因为吃人家的饭，就等于从人家碗里扒一半下来。只有那些脸皮厚的“烂孱头”才去博人一餐。

美秀说：“中午的饭留晚上吃嘛，你怕我们家没米啊？我和我娘饭量不多，我们的定量是有余的。”

我坚持说：“有余也不吃。今天是星期天，所长叫我不上班，我抽空来见你。以后日子还长，遇到肚饿，说不定我就到你们家来博一餐呢！”

美秀说：“哟，说得多难听啊，当了大医生，能愁没有吃的吗？”

由于我的坚持，美秀也就不勉强了。聊了一会儿，我告辞回医务所。临走时，美秀要我把那两梳芭蕉带回去，我怎么可能呢。拗不过我，她从缸里拿出一梳自家种的芭蕉相送。

这梳芭蕉是人情，却之不恭，我就收下了。

我知道，这次去和刀美秀相见，仅仅出自访友的缘故，并没有什么非分之想。所以，从她家出来之后，我心里十分平静。

我工作大约半个多月后，忽然接到哥哥从家里打来的一封电报，说母亲病重，叫我速回。我立即求告医务所的严所长，从所里借了三十元钱，第二天火速赶回了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