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去北京上大学之前，我妈特意带着我去了一趟太原，走走亲戚，顺便给我买件体面的衣服。在大型商场里，我挑了一件真维斯的纯棉衬衫，穿在身上显得特别柔软熨帖，而在这之前我穿的都是硬邦邦的“的确良”。在我眼里，真维斯就是不折不扣的名牌——而且还是外国的。住进宿舍之后，上铺的北京同学瞄了一眼我的衣服，点点头说了句：嗯，真维斯，我中学时也有这么一件。那一刻，我有一种欣喜的认同感：瞧，他也知道。

当然，后来我就不提真维斯了。但这件衬衫我一直没丢，十年了，它质量还是那么好，秋天的时候我还经常穿在身上，回忆自己曾经的样子。后来我目睹着那些像我这样从县乡一级走出来的青年，他们穿着当地流行的服饰，走进北京上海，嚼着一线城市的残渣，填饱自己三线城市的胃口；或者继续留在家乡，被挤兑而不自知。那些穿森马的男孩和穿以纯的女孩，像乔伊斯笔下的斯蒂芬·迪达勒斯一样，“同卑下的生活和狂乱的思想不停地作斗争”。

贾樟柯在电影《任逍遥》里曾经细致地描绘了这样的状态和这样的青年：在死水一般的小城市，青春期的荷尔蒙如癌细胞一样扩散，他们无法用更丰富的精神来摆脱虚无，想要得到更多，却被身边无处不在的权力所敲打。最后，他们决定去抢劫银行。失败之后，其中一个被抓，另外一个则骑着摩托逃跑。他沿着国道想要远离那个地方，但最终还是停了下来，搭上一辆过路的大巴，返回那个让他充满绝望的城市。然后青年就这样被警察逮捕，遭受了一番奚落之后，电影结束了。

如果你曾经经历过这些，有些事情你就会理解得更清楚。每次我给在山东一家工厂打工的表弟打电话，里面的铃声始终都是慕容晓晓之类的“农业金曲”。几年前他给我写信，一个小学文化的人，在信中提到了绝望、折磨、自杀，还有路遥。贫瘠的精神生活像锅盖一样压在他头上，他觉得自己快要被煮熟了。在我看来，他的痛苦和思索跟多数人一样，只是他找不到一个向上的出口。而他花一块钱购买《爱情买卖》的铃声，和那些坐飞机到金边看柯恩演唱会的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当然，在文化品位上阔起来的新青年们或许不这么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