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上课的教室只能容纳二十人，大家进进出出彼此都脸熟。季阳总穿牛仔裤和衬衫，身高一米六五，消瘦，平胸，脸上有棱有角，好像用几根线条就能勾勒出来她的面貌。她总背着一个和她瘦削身体形成巨大反差的大包，足能装下一个孩子。她从包里掏出课本、笔记本、文具盒、小录音机、饼干、保温杯、化妆盒。上课前她总吃“乐之”饼干，用保温杯喝热水，吃完了再掏出纸巾把桌子上的饼干屑收拾好，再涂上口红。我猜她下了班就赶来上课，常常没时间吃晚饭。她吃饼干的时候也戴着耳机，就是那种老款“随身听”，耳机上有两块灰色的海绵，略有破损。有一次她收拾好饼干渣子要把纸巾扔到前面的垃圾桶里，她从座位上起身向前，一下子把桌上的“随身听”扯到地上。我们都木然地看着她，我知道她戴耳机是要“当众孤独”，未必是在听法语或者歌曲，她就是不想被人打扰。

我和她练习对话，才算是第一次说话。没想到她问出了第四句“你喜欢看电影吗？”我犹豫了一下，回答：“是。”她问出了第五句：“你喜欢足球吗？”我回答：“是。”她又问第六句：“你喜欢看书吗？”我回答：“是。”老师擦了擦鼻涕，打断我们，告诉我，不要只回答一个字，要用陈述句重复一下：“是，我喜欢看电影。”于是，我们重来，她问我：“你喜欢看电影吗？”我回答：“是，我喜欢看电影。” 这样的问答冒着一股傻气，我一边回答，一边盯着她看，发现她的面部线条也不是那么硬，她的脸上有笑意，像一朵棉花，我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想给她脸上来一拳，或者抱住她亲一口。后来我才明白，我想和她好好说话，想和她聊聊足球或电影，可当时她在发问，我只能将问句变成陈述句重复一遍，我们的交流被局限在一种无法摆脱的痴呆状态中。

那天下了课，我去王府井坐108 路电车回家。东华门夜市一片萧条，卖茶汤的、卖炒面的摊位上都没什么热乎气儿，只有烤羊肉串的在大声吆喝，可秋风瑟瑟中也没几个顾客。到了车站，我发现季阳也站在那里，她穿着一件厚厚的毛衣外套，还戴着耳机。她冲我笑，我就冲她点头。我抽了根烟，电车迟迟不来，她大概冷得够戗，在马路牙子上蹦蹦跳跳活动着身体。我扔了烟头，问她：“你听什么呢？”

“你说什么？”她蹦着过来。

“我说你听什么呢。”

她把耳机摘下来，给我戴上，一个低沉的男声在歌唱：“有些东西，可以没头没尾毫无来由地闯进你的世界，你只要一接触，就惊叹于它的美丽，只要几秒钟，你就知道这东西是美的，让你愣在那儿，什么也说不出来。”我从她那个破旧的爱华随身听里听到的

就是这么个东西，我不知道那男人在唱什么，但转眼之间，我就跟着他飞起来了，只看到夜空中的无数星星奔涌而来。

“好听吗？”她大声问。

“好听。”我声音嘹亮地回答。戴着耳机说话，总会不由自主地放大音量，我知道自己的声音太大了，可还是非常响亮地问：“这是谁唱的？”

“塞尔日?甘斯布。”她用法语腔调说着歌手的名字。

我点头，随着音乐的节拍不断点头。电车来了，一曲终了，我把耳机还给她，她从随身听里拿出磁带：“借给你听。”那是一盘TDK 磁带，上面用钢笔写着歌手的名字，我接过来：“我去翻录一盘，下礼拜还给你。”

夜晚的电车空荡荡的。两节车厢中间的连接处，脚底下是转盘，我们就坐在那儿，季阳问我：“你喜欢普鲁斯特吗？”

我一下不好意思起来：“喜欢啊。”

“伊利耶?贡布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