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个社会能够对人的生活负完全责任。所谓完美的社会，只能是提供每个人对自己生命负责的必要条件，并在他不能对自己负责的时候提供可能的帮助。在任何社会环境里，人们都需要去寻找和挖掘生命的黄金，并承受自己不一定亨通的命运。在一个不完善的、存在种种缺憾的制度环境下，一个人也可以找到生命的宝藏，让自己的生活充满天上的荣耀。而即便在按照理想的政治理念建立起来的堪称完美的社会里，一个人也可能有一个坎坷不幸的命运，也可能因为找不到生命的宝藏，陷入迷津之中，胸膈间臃胀着许多排解不了的脓痰，他的生活甚至可能跟地狱没有什么两样。”（《我们的不幸谁来承担》18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版）

说实在的，写下这段话的时候我心怀顾虑。我担心自己成为某种不合理体制的卫道士，被认为是某个既得利益阶层的代言人，乃至某个权力机构的网络水军，为利用社会缺陷去偷渡利益的集团打掩护。作为一个曾经热血沸腾的愤青，我自信还没有堕落到这种地步。但是，因为社会不够完备，便轻易放弃在天地之间做一个人并穷尽其可能性的天职；或是将自身存在的责任一味推诿于社会与他人，使自己成为一肚子苦水的窦娥和满腔怒火的李逵，本身就是一种人道主义灾难，也不是我所愿意看到的事实。不管任何时代，人都生活在历史的局限之中，都需要对不合理现象保持适度的压力，逐渐拓宽生存的社会空间，让生活逐渐变得更加自由和安详。但是，将自身当火药捆绑在时代的战车上，企图与历史的局限性和他人的过失同归于尽的姿态，并不符合对生命负责的精神，而且还可能被某种叵测的谋略所利用。这不仅于社会的进步无补，也于个体生存福祉的增进无益。当然，我更不愿意看到，人们以为自己是人，就可以随意侮辱人性，断送万物之灵的光辉。如此种种的不愿意，成了我思考的起点，尽管终点似乎遥遥无期，我还不打算就此收住自己的脚步。

近一百年前，卡夫卡将巴尔扎克“我能摧毁一切障碍”的箴言，改写为“一切障碍都在摧毁我”。可以说，他是以自身的毁灭见证了障碍的存在。然而，将美好的生命作为障碍物存在与灾难发生的证据，代价是否太过惨重？此时此刻，我仍然没有巴尔扎克那么乐观，但也不打算步卡夫卡的后尘。我想作这样的修改：“我不能摧毁一切障碍，但所有的障碍都在成就着我”。除了记录时代的困境，控诉世道的黑暗，高贵的文学是否还应当为人性的净化与精神的升华有所加持，在迷惘的时分开显微茫的曦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