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晚十一点时，家家户户闭门，钟永连也要掩门，却见远处天空射出一束笔直的弱光。她僵立着，直到它越来越大，分明朝这边射来，才振奋起来。“这车灯像金箍棒，在天空搅来搅去啊。”她想，然后小跑，跑了一会儿觉得慢，索性放开步子像男人那样跑。

这是辆面包车，路过她时停都没停。

她坐在路上开始哭，她痛，全身痛。她的鞋跑掉，石尖割坏脚，还摔了一跤。她的儿子不回来了。但在她感到再没什么能告慰自己时，那辆分明是驶向别地的面包车又折回，朝着村里开去。它恰好停于她家门口，不肯熄火。

她跑回去。

国峰将一只简单的包拎出来，丢在地上，从裤兜翻出两百，给了司机。他还是那么冷漠。钟永连捡起包，说：“师傅要不要在家吃个饭？”那司机没应，将车开走了。

“怎么回得这么晚？”她问。

“坐一天一夜火车，在县城一直租不到车。”儿子有些烦躁。

“饿吗？”

“饿。”

“我去给你热菜。”

“喝粥。”

“大过年喝粥做什么？”

“喝粥。”

国峰的声音小，但还是威严。他又说：“困，做好了叫我。”然后他闭着眼，熟练地走向卧室，轰然倒在床上。钟永连用了很久才将他身下的被子扯出来，盖在他身上。然后她怀着极大的踏实与极大的空虚去熬粥。她洗锅，淘米，倒入大量的水。她知道儿子喜欢喝清汤一样的粥。越清汤寡水越好。她等候着，觉得磨人，就去摇煤气罐，有时觉得熟了，揭开锅盖，一股白汽冒出，用汤勺舀出来，却还是硬的。稀饭做好后，她盛上一碗，忍着滚烫端进卧室，唤了一声。被窝里传出细微的响动，他遥远地唔了一声。

“峰，起来喝粥。”

他没回答。她坐在床边等待。坐火车起码三千里，从县城回少说又六十里。她悄悄掖被子。窗外开始飘落大雪，这时多宁静啊，我的儿子熟睡着。窗外飘着大雪。

过了一阵她又唤：“峰。”

没有回答。

她便像老母牛那样，将脸庞凑去，温柔地唤：“峰，快起来，先吃点，吃过了再睡。”这样唤着她有些v，去摸他脸，却是冰块一般冰。探鼻孔，气息已微弱了。她摇他，就像在摇一只晃来晃去的水袋。因此她急，去拉他，手从滑雪衫上滑下，便捋起他的衣袖，捉住他手腕。她用了好大的力，感觉对方意外地轻，却怎么也捉不上来。

忽然她全身僵住，哭泣起来。

她捉的不是人手，而是死狗、死猫、死耗子的手，她的指头沾满滑烂、臭烘烘的脂肪。她的大拇指正死抠着儿子破烂的手腕，直抵白森森的骨头。他的手臂全然紫掉，像茄子那样紫，一划就烂。她推上他的羊毛衫，身上也这样，紫色的血管像是紫色运河，在胸口纵横交错。等到她匆忙爬上去从后边抱起他，他的头颅已像被斩，猛然垂落，在那被迫张开的嘴里，呕出一股化肥才有的气。

医生观察三分钟便走出病室，找到钟永连后愤慨地说：“你儿子身体全部烂了，器官、皮肤、骨头都烂了，活活腐烂死了。”后来她租车将国峰运回，悄悄埋了。

开春后，立志要成为全国大律师的县法律援助中心吴主任来到杨村，找到白发苍苍的她。他解释着含铅量、周工作负荷量、防护措施这些词，发现对方根本不懂，因此打了个比方，就像是日本人侵华时的毒气工厂，这个比那个还毒。钟永连摇着头走开了。

“我这也是为你好，又不要你出一分钱。”

“不啊。”

“难道你儿子就这么白白死了？”

“不啊，不需要。”钟永连很固执。后来她走向邻人家，像大病初愈那样，极其缓慢、小心地让屁股落在石槛。吴海英看见，端凳子出来，“坐着冷，二娘。”

“要说，还是我不该疑你。”

“二娘，到这时了还说这种话。”

吴海英蹲下来，去摸钟永连的手，钟永连让她好好地摸。吴海英没再说话，不停地出眼泪，而钟永连一直像烈士仰着头。这时在村头，在那家还没走的打工仔家里，音响正在放Beyonce的《Halo》：

Everywhere I\'m looking now

I\'m surrounded by your embrace

Baby I can see your halo

You know you\'re my saving grace

You\'re everything I need and more

It\'s written all over your face

Baby I can feel your halo

Pray it won\'t fade away

她们就像两块石头那样听着。

（感谢杨继斌先生为我讲述这个故事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