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研究会会长、辽宁大学胡玉海教授和张学良研究会副会长、沈阳张氏帅府博物馆馆长郭俊胜研究员在《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研究概述》一文中说，“在国际交涉中，无论是强国还是弱国妥协和让步都是必须的，更何况我们处于弱势地位。所以，不能因为张作霖在对外交涉过程中有妥协，就说‘他和日本侵略者相互利用狼狈为奸’。考察张作霖统治时期的对外交涉，不仅频繁而且复杂，涉及到经济、政治、军事各个方面，在铁路建设、设领设警问题、商租问题、征收二五附加税问题以及军事冲突等各项交涉中，张作霖都是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的根本利益”。

张学良自幼在这样一位父亲身边长大，父亲的言行不可能不对崇拜他的儿子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张作霖死后，张学良主政东北，他所面临的国家问题比他父亲在世时更加复杂和严重。张学良从中更加深切地体会到日俄两国的狡诈与凶残，更加深切地体会到在国力相差悬殊、国与国政治上不平等的条件下维护国家主权的艰难，因而他更敬重他父亲的智慧与勇气。1957年蒋介石曾鼓励张学良写一写民国往事，他写了一本后来称之为《杂忆随感漫录》的书，书中有不少文字是写他父亲：

“我父亲的为人和他的事业，绝不是这短短篇幅所能写得完的，也不是我这文笔的能力可以写得出来的。又加上我一追想他老人家的事，我的情绪你们也会想象出来的。”

“总之他是一位历史上不可抹煞的人物。……现在我斗胆以子论父，给他老人家下一个论断：生非其时，他确有刘邦、朱元璋之风度；亦具有项羽、陈友谅之气概；英雄豪杰也！”

1932年4月，张学良在欢迎李顿调查团时有个讲话。讲话中他深情地回忆起他父亲：

父亲总是否定我的意见。“你年轻还不懂，你认为我喜欢战争吗？我的目的就是以战争结束战争。我希望以军事力量统一中国，依靠统一免中国丧失东北。东北每天都在虎口之中。中国统一、强大才能改变这种状况。”

连我父亲的政敌都认为，父亲张作霖因不把中国的主权让给日本而致身亡。（注：张学良：《我对日本积极政策的经验》。）

不论这样的论述是否公允，但从中可以看出张学良对父亲的敬重和父亲言行对他的影响。影响他思想的人都可以称为他的“导师”，只不过有的导师偏重于“无言之教”，以行为主；有的则“言行并重”。在张学良身边，聚集了一批有思想的人，对张学良思想影响最大者，除张作霖外，就是郭松龄。

“没有枪杆子，就掌握不住印把子。”（注：王翔瞵：《奉郭战争见闻琐记》。）张作霖靠枪杆子打天下，自然懂得枪杆子的重要性。张学良19岁那年，张作霖为培养中下级军官，以从基础上加强奉军的实力，重新开办荒废多年的东北讲武堂。为了使自己的继承人日后顺利接班，他让原本想穿白大褂的张学良披上了绿军装。在讲武堂，张学良结识了对他日后产生的影响仅次于他父亲的郭松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