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秋，受张作霖排挤的冯玉祥与孙传芳联合反奉。张作霖准备进攻冯玉祥国民军，郭松龄因受杨宇霆排挤而失去安徽督办一职，心怀不满，不愿去打冯玉祥。10月，郭去日本观秋操，正赶上冯玉祥的部下韩复榘也在日本观操，郭向韩表示，张作霖“若是打国民军，我就打他”。郭松龄在奉系集团中是一位具有民主思想的新派人物，他一方面反对军阀内战，主张改革政治，“精兵强卒，保卫桑梓，开发东北，不事内争，抵御外侮”。多次向张学良表示，不能再为少数人的利益，打仗争地盘，这一主张深得张学良赞许。另一方面，郭松龄第二次返奉后，就有夺取奉军、改造东北的雄心。他曾向刘鸣九表示要弃军从政，竞选参议员，然后竞选总统，期望做一个善于治国的领袖，名垂千古。（注：刘鸣九：《张学良和他的副手郭松龄》。）“五卅”惨案后，李大钊曾派人到奉天，策动郭松龄反奉（注：刘鸣九：《张学良和他的副手郭松龄》。）。郭松龄回国后，即与冯玉祥、李景林联络，结成反奉联盟。郭、冯还正式签订了密约。（注：据高兴亚所著《国民革命史稿》所载，密约写明：“甲（冯玉祥）乙（郭松龄）系同志结合，为达到左列革命目的，公订条约如下：一、排除军阀专横，永远消灭战祸。二、实行民主政治，改善劳工生活与待遇。三、实行强迫普及教育。四、开发边境，保存国土。冯玉祥签字日期为，民国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郭松龄签字时间为民国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见沈述：《郭松龄反奉始末》。）密约中议定冯玉祥据西北，直隶（今河北）归李景林，郭松龄管东三省及内蒙古，冯、李共同支持郭反奉。

当张学良携张作霖的命令和郭商议进攻国民军计划时，郭松龄愤然对张学良说：“东北的事情，都叫老杨（宇霆）这帮人搞坏了。安徽、江苏的失败，断送了奉军三个师的兵力，现在又要叫我们去卖命，给他们打地盘，这个炮头我是不再充当了。”“上将军脑筋太旧，受群小包围，恐已无可挽救。”并提出“父让子继”，改革三省的主张。郭松龄反对军阀混战和主张革新东北，张学良是赞成的。但郭要“革”张作霖的“命”，张学良自然不能同意，劝郭回心转意，无功而去。

郭在滦州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说“松龄自受知遇，以至今日，一身所有，皆公之赐。……凡所希之功名，皆为公而求，所望之事业，皆为公而立”，同时表明“已约束部下，分途前进，以清君侧而驱群小，另造三省之新局面。成则公之事业，败则龄之末局。”（注：《郭松龄在滦州致张学良信》，《晨报》1925年11月28日。）郭松龄到昌黎又写一封长信给张学良：“公（张学良）应对上将军张作霖尽忠尽孝，但是，若徒以服从为孝，而长其骄盈侈大之心，是陷亲于不义，委亲于至危，实非圣人无违之义。”“至忠之界说，现今国体共和，主权在民，故吾辈之忠，应忠于国家人民，……决非忠于一人。”最后还说：“松龄愿公为‘新世界之伟人’，不愿公为‘旧时代之枭杰’，愿公为‘平民所讴歌’，不愿公为‘政客所崇拜’。”（注：《郭松龄在昌黎致张学良信》，《京报》1925年11月30日。另见《郭松龄反奉》，《辽宁文史资料》1986年第16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