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张学良得知床次早已去世，此事与今天的政治一点关系也没有的回答后说：

我跟他亲自交谈过。他说：“如果做了首相，我希望解决中日间悬而未决的问题。为此，我必须出来竞选政友会的总裁。但需要很多钱。”

我问他：“我能帮什么忙吗？”

床次很不好意思的答说：“如果能帮我，那太好了。”

于是我再问他：“竞选总裁需要多少钱？”他答道：“需二千万元。”

我说：“我来出好了。”

他答说：“不要送我，借我就可以。等我能还的时候还您。”

我们这样约定。惟临走时他说目前需要五十万元，因此我送他五十万元。据时任张学良外交秘书主任的王家桢回忆：1928年底，床次来东北与张学良会谈时，谈过竞选经费问题，但当时并未将钱带走。第二年初秋，竞选在即，床次便派他的心腹赤冢和鹤见来到沈阳，先向负责东北对日外交的王家桢吐露了筹集竞选经费的此行目的。赤冢介绍说，日本本次大选，无论从人心向背上说，还是从政党人物的号召力上讲，都非床次莫属，他们现在万事俱备，只差选举经费问题。王家桢将与二人会谈的详细内容报告给张学良。张学良认为：“假如支援一笔竞选费，政友本党一旦能够在国会中取胜，将来组成内阁，日本政府将会对东北外交采取友好态度，以避免军事威胁或发生暴力，这是值得的。”张学良让王家桢代表他进行具体交涉，赤冢提出：“这次选举只要能将政友本党系统的人选出90人，床次先生就可以组阁，竞选经费大概需要四五百万元，希望贵方负担三分之一。”此数折合中国大洋约150万至200万。鹤见补充说：“我们主要的让步是，日本允许将南满铁路公司逐渐改为名实相符的中日合办公司，像中东铁路那样。”张学良听完王家桢的汇报后说：“多少钱都可以，不用说200万，就是再多也可以。”但为慎重起见，决定先支付其50万元，其余的在王家桢日后去日本面见床次后再说。赤冢二人收到现款，即写了一张收条。这收条就是后来惹下大麻烦的那张收据。是年底，张学良派王家桢带钱赴日与床次见面。王发现床次并不能代表日本的进步力量。他所纠合的一帮人，只是一些典型的官僚政客。王便把钱带回。后来，田中内阁垮台。民政党总裁滨口幸雄为总理大臣，床次竹二郎仅以副总理大臣的资格兼任递信省大臣，床次企图组阁掌权的目的未能实现。张学良寄希望于日本更换内阁，从而改变对华政策的努力宣告失败。张学良收买日本政友本党，支持床次，都是在秘密中进行，双方都采取极谨慎的态度。努力失败以后，张学良为慎重起见，便将赤冢和鹤见写下的那张50万元的收据收藏于卧室的保险柜中了。参见文思主编：《我所知道的张学良》，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109—114页。

经过没多久，我得知他没选上总裁，所以二千万元也不必要了。

五十万并没还，两千万他没要，他要要，我就给他。所以后来日本对他很不好，就是看他拿了我五十万块钱，后来日本看见了这张收条。

占领张学良官邸的日本侵略军看到这张“收条”，倒吸一口冷气。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位刚及而立之年的“少帅”已把抵抗的触角伸向了日本政坛，更没想到竞选日本内阁首相的政党将求援之手伸向了张学良。“日军从张学良金库拿到这五十万元的收据，这张收据被反对党在议会作为丑闻的证据。”“当时，就日本来说，张学良是敌人，拿敌人的钱就是卖国行为。”“床次在这椿丑闻后没多久便病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