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11月的一天，王少源向张学良介绍说，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有一个演讲，并送给他一张演讲入场券。张学良从来没听过演讲，就带着一种好奇又怀疑的心情第一次踏进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的大门。演讲开始时，张伯苓首先问大家，中国会不会亡？中国还有没有前途？中国的前途在哪里？然后他提高语调，大声说：“中国不会亡，中国的前途有希望，因为有我！”说完，他停了一会儿。“我从来没听过讲演。”听到张伯苓说“中国不会亡，因为有我”，“我火了。我想：‘你算什么东西？这说的是什么玩意儿。’……他这篇演讲，简单地说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张伯苓这个人很会讲演，我受他的感动很大。他的意思是你不要推这个、那个的，自个也有责任。我受他的影响很大。因此，我跟他就开始接近些了。”

青年会是一个世界性的宗教组织，最初由英国人乔治·威廉斯于1844年创立于伦敦，后传入美国，1895年传入中国。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成立于1914年，青年会组织者来自美国、苏格兰和丹麦，经费来源主要靠在当地募捐，由于最初青年会名气小，会员少，经费缺乏，会所是临时租赁的老房子。“很小的，没有多少地方，很简陋一个地方。”张学良因参加青年会思想发生了变化。“我没有事情做的时候都在club里待着”，参加青年会举办的各种学术演讲会、读书报告会、时事报告会以及各种比赛。青年会里的活动比较多，张学良参加最多的活动就是听演讲。只要有演讲，几乎风雨无阻，必去无疑。这也接触了不少中外名人，中国的名人除张伯苓外，还有余日章、程静怡、晏阳初等，余日章是上海基督教青年分会的总干事，蒋介石特勤总管黄仁霖的岳父；程静怡是牧师，1924年曾任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会长；晏阳初是20世纪中国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

这些人的演讲，“对我影响最大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张伯苓，还有一个人，就是余日章。我年轻时受他们两个影响很大，因为他们两个对我很看得起，演讲完之后，总找机会跟我谈一谈，给我好多教诲。当然也是青年会里的人特殊引见的结果。张伯苓先生演讲完，他问我，对他的演讲我有什么感想，我就跟他坦白了我前后的心情，他鼓励我，说我是个有为的青年，千万不要自暴自弃，应该奋勉努力。张先生还跟我说，中国有些人只要面子，不要脸。得到个虚伪的金字招牌，就自鸣得意，卖假药欺人害人，无羞耻之心。我们必须努力把这种风气倒过来，要脸，而不在乎面子！他还有几句话，我印象极深，我现在还经常引用，他说：中国社会的习惯是，好人坐在屋子里叹气，坏人在台上唱戏。如果我们扪心自问，你属于好人队伍中的一员，就不要消极地坐在屋子里叹气，而任凭坏人在台上唱戏。也可能张先生不愿意在屋子里叹气的缘故，结果死在了那些在台上唱戏的群魔手掌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