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他以“上帝那有本账”自设威慑，增强了口述历史的真实性。

真实性问题一直是史家漠视口述历史的主要因素。认为口述历史是口述者的个人记忆，它比文字史料的失真性更强。英国著名史学理论家阿瑟·马威克就认为：“不以文字史料为依据的历史虽然也是历史，但不是严谨的和令人满意的历史。”转引自梁景和、王胜：《关于口述史的思考》，《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5期。史学家对口述史学的漠视，主要是对口述历史的可信度持怀疑态度。

影响口述历史可信度的因素固然很多，但口述者的信仰和人格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张学良口述历史时，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上帝那有本账”，说假话是对上帝的不敬。“我都九十多岁了，我没有对人不能说的事。我要做这件事，我不能对人讲，那我不做。假如说，你指着问哪一件事，那是怎么回事，我都能说。无论对什么事情我都可以说，无论是我的私事，男女的问题，什么问题我都可以说。我自己考量这件事，我不能对人说，我不做，我这个人是这样的，无事不可对人言。……我从不对人说假话，我顶多不说，我说的话，我自己负责。”他口述历史“不是为着搞什么辩冤白谤，只是替历史留下一点真实的故事。”

当然，他的口述历史是否真实不能以他自我评价为标尺。不过，是不是“辩冤白谤”，是可以验证的。

历史上的名人最重视名，涉及名声问题是实事求是地说，还是刻意维护，确实是判断名人口述历史可信度的试金石。

涉及张学良名声的问题主要有：“中东路事件”是谁挑起的？“九一八”不抵抗命令是谁下的？西安事变后他被判刑是对是错？一般学界都认为，“中东路事件”是苏联挑衅所致，“九一八”不抵抗的命令是蒋介石下的，“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判刑是蒋介石背信弃义。而张学良说：“不是人家挑衅，是我们挑衅。”“这件事我们做得很不好。”“没什么证据，叫人搜集什么呀？”

提到“九一八”不抵抗问题，他说：

“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

关于西安事变后被判刑，他说：“那蒋先生也没说假话，他后来真是不剿共了……所以自己请罪，那么我应该受死刑，等于叛变了，劫持长官在我们军队里是最厉害的罪，那就是叛变。”

采访者对判刑不理解，说：“不过，过去历史上，不是有将功折罪吗？”

张学良说：“那也不能那么讲，我没有功啊，没有去打仗。”“我自己做的事情，我自己负责任，我不往这人身上推，也不往那人身上推。”

按学术界普遍的说法去说，显然对他的名誉是有利的，也不会有人认为他说的是假话，心里活动，有谁能做出否定的结论？

他的口述历史已经超越了常人思维，一斑可窥全豹。不护己短，不隐己污，常人所不能；揭世人不知之短，晒他人不知之污，纠对己有利成说之误，只有深具宗教情结者方可做到。他以“上帝那有本账”自设威慑，使他在回望历史的同时将探求真理的目光投向了人生彼岸，这或许是张学良口述历史价值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加上他在中国政坛只执政八年，从西安事变直到1990年，大部分时光都是在痛苦的回望、被动的“检讨”中度过的，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段时光为他晚年的口述历史做了准备。正因为如此，他的口述历史比同时代的其他人，包括阎锡山、李宗仁、孔祥熙、宋子文等人的更加客观、真实而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