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在北京时期，《京报副刊》让读书人推荐必读书目的时候，鲁迅交了白卷。他说中国书要少读，应多读外国书。这招惹了不少怨言。周作人曾说鲁迅好唱反调，故意与人作对，也包括类似的事件在内。那时候能够理解他的，几乎没有几个。那骂声，现在还在一些人那里出现着。

我个人想，鲁迅的用意，大概是逃逸中国陈旧的语言。在他看来，中国的语言是被污染过了的，即我们都在使用一种奴性的语言。要改变它，一是回到汉唐时代的某些语境，恢复阳刚之美；二是取之民间，采野风而用之；三是从外国那里得到参照，加进逻辑的因素。回到汉唐的秩序，自然是梦想，去往的路已经阻隔，不过神往一下而已。到民间去，那里早就被皇权化了，所获也是不多的。而读外国书，也许能够有种参照，或许有鲜活的感觉出来。据他的翻译经验，是可以改变母语的一些表达方式的。而那达成的路，则有古语言的因素，或者说古语言被激活了。这里大概有他的叙述策略。

对士大夫语言的厌恶，是从留日开始的。自从接触了章太炎的观点，便对清朝以来的流行文章有鄙视的态度。而那时候通过日文的阅读，才知道语言的表达的丰富性是应该可以做到的。他苦苦翻译域外小说，乃是为了摆脱旧的文章之气，输进新鲜血液。而那时候给他语言快感的一是六朝文章，二是日语与德语里的俄国小说。日本文字儒雅的行文对他有一定的影响，那些朗然的文字，让他看到了精神自新的一种可能。

他回国后的文体，与晚清的悠然的古风大相反对，完全没有那些套路。在教育部的行文里，毫无官气，而书信中的词语是汉唐气魄的。他自觉地与身边的语言保持着一种距离。比较一下他和许寿裳、蔡元培的文字，是可以感受到这些的。五四前后，白话文出现，鲁迅十分高兴，对这一新的语体寄予了诸多希望。胡适温文尔雅的笔触，周作人博学的谈吐，李大钊刚直的词语，在鲁迅看来，都是新的语言的诞生。倘说中国还会有什么希望，从一种新的表达式开始，才是重要的。他加入《新青年》的队伍，也有语言革命的一种呼应心理。虽然他内心对同人的观点并不都认可，而志向是有交叉的地方的。

鲁迅到《新青年》去凑热闹的作品，是《狂人日记》，在文风上是卓绝于文坛的。那完全是诡异的表述，文字幽玄而深邃，象征的句式背后乃一个颠覆旧俗的预言。那样的文辞里没有温吞的思绪，直来直去，而且以非奴态的直逼，向着本真挺进。后来他写下的《野草》，撕碎了士大夫的伪饰的外衣，精神进入幽深之所。那些对认知极限的打量的文字，是被地火熔炼过的，晦气与阴暗的东西统统消失，诞生的却是心灵烛照的光泽。那么纯粹、幽远、神异，像晨曦般穿射在精神洞穴里。一切虚伪、自恋、奴态的词语都与其没有关系，那完全是新式的精神表达式。新文化的业绩之一，其实就是出现了这样的个人主义的新文体。

而那时候，北京文坛新旧之间的较量从未停止过。旧式文人的存在，与那些复辟者的言行成了一种可怕的势力。他们主张尊孔，提倡读经，印制古书。在鲁迅看来，古书未必都坏，还有先人美妙的遗存在。但是在根本的层面上，古书的逻辑，多是为主子拍马的文体，与今人的感受殊异。在一个专制的国度，表达方式要有个性，要摆脱的正是奴隶之心。

他后来看到林语堂、周作人、刘半农回到明清士大夫的小品文里，内心是失望的。京派文人的儒雅和自恋，就把文词的亮度减弱了，好像有了钱牧斋的沉闷。他觉得新文化人应在基本点上，保持一种与传统的距离。旧文体里是有毒素的，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看出这一点。这个看法，也许值得商榷。然而那背后的对未来的期待，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