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我是个最平常不过的人(1)

风雪夜归正逢时 作者:刘心武


我1942年6月4日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母亲生我前,已有三子一女,最小的女儿已经8岁。当时家庭生活困窘,母亲不想再添累赘,便遍求偏方,想在孕中把我打掉,但那些偏方统统不灵,最后还是只好把我生了下来。

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父亲出于爱国热情,给我取名“心武”。“心”是排行,“武”是要以武力驱逐日寇的意思。

后来母亲一度带我回到老家安岳县。我的祖籍是安岳县龙台场高石梯,那是一个极其偏僻的村落。我始终没有回到过那个村落,尽管后来我不止一次回过安岳县城,并且有一次还回到过龙台场。老家安岳县永远能在我心中唤起一种难以言喻的亲切感,我记得它的一家理发馆中,有着一面用四排二十四把蒲扇连缀而成的大扇子,用滑轮和绳索构成一种机关,理发师傅给顾客理发时,可以用脚踩得它上下扇风。也许如今它早已被电风扇取代了吧,但故乡的那种特殊情调,既已储留心中,却是任何新奇的东西都不能淡化的。

再后来我家定居重庆。我们住在南岸,隔江与重庆城区相望。推开我家房舍的窗户,长江永无止息地流淌着,对岸是密密麻麻的“吊脚楼”,纤夫那悲壮的号子声一起一落地飘来,缝缀着大补丁的灰帆时隐时现地浮过……晴天很少,雾气常来,到了晚上,对岸的万家灯火仿佛无数只一眨一眨的眼睛,使我感到无比神秘。

我便在那雾蒙蒙的山城度过了我耽于幻想的童年。

1950年,我父亲被调往北京工作,我们全家随往。从此,我便一直生活在北京。

刚到北京,我是一个顽固的“小川佬”。因为错过了新学期的开始,住家附近只有一所私立小学愿意接收我当插班生。我插进去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坚持说四川话,其实我心里早就会说北京话了,可就是不好意思开口,弄得老师皱眉、同学取笑。我记得有一天同班一位同学不知为什么事同老师顶了嘴,那老师气恼之下,便把他从我们三年级教室拖拽到了二年级教室,当场宣布了他的降级。这件事给了我一个强刺激。我在生活经历中第一次体验到了对不公正的事情的义愤。我忍不住对同座的同学说:“干吗?!”这大概是我第一次在公共场所说北京话。

那所私立学校从校长到教师概由一个家庭的成员充任,整个学校的气氛令人难以忍受。不等国家对它实行接收、改造,我的父母就让我转到了另一所公立学校。在那里我戴上了红领巾。我是一个平庸的学生,最令我难忘的业绩,是有一回学校举行讲故事比赛,我竟被推选为班上的参赛者之一。经过反复预习和试讲,我终于在众目睽睽下登上了赛台,但我刚站定便失去了原有的灵感与勇气,结结巴巴地支撑到故事的结尾,在同班同学责备的目光和啧议中走下了赛台。从那回起我就明白,在人生的途程中,我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付出比别人更多的代价,因为我太笨。

有一天下午,午睡后跑去上学,发现旁边的座位是空的,一直空到下午放学时。后来老师告诉大家,我的同座中午跑到城外窑坑游泳,淹死了。老师严肃地发表着由此派生出的训诫,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去。我只想着那同学上午还活现于我眼前的声容笑貌。头天下午上课时,我还用指甲在他那黝黑的胳膊上划出过白道。可是他竟从此消失了。这是我头一回生动而具体地体验到死亡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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