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阶段我的生活天地很小。学校就是那么大，平日能够延伸出去的生活领域也就是北京北城钟鼓楼、什刹海一带。中学教师几乎没有出差的机会，参加一次到天津兄弟学校的取经活动，对我来说便是生活当中的一桩大事。但就在那几年里，我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我的普通话说得别人绝听不出四川口音，还能以极够味的北京土腔同学校里的工友对话。例如天气闷热时，便会说：“这天哪，盖了盖儿啦！老爷子烟高粱秆儿啊，邪乎！”语言还在其次，我觉得自己已能体会到“老北京”的种种特殊心境，我没有忘记祖籍安岳那些赭色的丘陵，没有忘记成都武侯祠的柏林，没有忘记嘉陵江畔的帆影，但我认为自己已经成了一个北京人—直到今天我写小说，从构思到落笔都使用北京话便是明证。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袭来时，我在政治上还完全处于懵懂状态。解放后在此之前的历次政治活动，我因为年龄小都没赶上过。1957年“反右”时我刚上高中，只知道校长和几位主任以及十多位教师都被划成“右派”了，后来陆续不见踪影，但那时教师搞运动单在一间不让学生进去的大屋子里挂大字报、开批判会，所以我和同学们照样悠游嬉戏，并不知道在那间大屋里出现了一些什么场面。我上师专时党内有过一次“反右倾”，但我连团员都不是，自然未受触及。参加工作以后，我才加入了共青团，但1964年以后搞“四清”运动，学校里虽然也抽了一些人去参加，我却一直留在教学岗位上教我的课。

“文化大革命”确实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气势一下子君临了我们那所小小的学校。我不可能是“革命造反派”，因为尽管我比那些“造反”的高中三年级“小将”大不了几岁，但已属天然应受冲击的教师群中的一员。我也不可能一开始就成为冲击对象，因为无论当“走资派”，还是当“反动权威”我都不够资格。我确确实实给吓坏了—因为几天之内，“造反”的“小将”就在校园里打死了好几个人，有他们认为“该死”的“臭流氓”，也有从校外拉来打死的“反动资本家”，学校的党员干部和一些老教师在武斗中被极其粗暴地践踏了人格。在那样一种狂热和恐怖交织的气氛中，我内心里既充斥着对理论的崇拜又充斥着对实践的怀疑，我的灵魂被煎熬得好苦。

后来冲击波渐渐逼近了我。我在《北京晚报》上发表的一些“豆腐块”就刊登在邓拓的《燕山夜话》旁边。其中一篇文章认为京剧改革虽好但不宜取消小生等行当、水袖等技巧，再加上我在课堂上所讲的也被回忆出不少“放毒”的成分，于是乎出现了揭发我“反动言行”的长篇大字报。后来有一天，“群众专政小组”便在校门内贴出了大幅告示，当天下午两点半于操场召开批斗我的全校大会，主要的罪名是“猖狂反对京剧革命”和恶毒攻击江青。

那天中午我照常到食堂吃了饭。胃口不大好，但也还吃得下去。回到宿舍，我躺在一把旧躺椅上，自己也感到吃惊—我何以这样镇静？我没有萌生自杀这类念头，只祈求挨斗时他们不至于把我打死或致残—所谓“群专小组”当时完全干得出这种事。后来我听见有人敲门，便本能地跳起来打开了门—门外是我教过的一个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