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戏剧”，特指在民国建立前后兴起的新剧。

新剧的天幕上，众星璀璨：李叔同、洪深、曹禺、郭沫若……他们是亮度最高的大角星、参宿七、心宿二、轩辕十四，光芒映照古今；还有更多的伴星，共同点缀出华丽的夜空。

这些明星，是这样的年轻：张伯苓，担任南开校长出演《学非所用》时33岁；张彭春，导演《新村正》时29岁；曹禺，写出《雷雨》时23岁……这群年轻人，在任情使性与节度中和之间，建立起一座座灵性的殿堂。

新剧舞台，上演着一部部传奇：一部《雷雨》，可以救活一个剧团；一部《放下你的鞭子》，从国统区演到抗日根据地，从大陆演到南洋，鼓动无数青年奔赴前线；剧人的一部诗作，被谱曲后广泛传唱，成了新中国的国歌……新剧的辉煌，至今无人能够超越。

荣耀，并非与生俱来。

新剧诚可谓新：不需要数十年唱念做打的基本功练习，旧时戏班式的师徒关系解体，台上也不再是才子佳人的低吟浅唱、良臣猛将的慷慨激昂。

传统戏曲的拥趸们曾经对之不屑一顾。我们今日再看早期的新剧，有时也难免觉得荒唐：演出没有剧本，只有大纲，全靠演员临场发挥；演秋瑾的演员上场之前，才想起来问秋瑾到底是男是女；它的入行门槛如此之低，以致谁都觉得自己可以在里边混口饭吃……

种种不可思议，发端于这一事实：中国的新剧，是自西方辗转而来一件舶来品。希腊罗马的无花果枝，嫁接在了古老中国的梨树之上，初时难免产生排斥效应。然而，这株新芽最终还是扎住了根，并应着现代中国的疾风骤雨摇曳生姿。

中国的新剧，滥觞于辛亥前留日学生对日本新派剧——日本学习西欧戏剧的成果——的模仿，完全采用拿来主义，还没有自身特色。等到新剧传入国内之后，它马上与世情时势产生了结合。新文化运动中，新剧不仅批判旧的礼教和宗法秩序，还承担起了化民启智的任务。1916年，年轻的南开学生周恩来在《吾校新剧观》一文中说：“是知今日之中国，欲收语言文字统一普及之效，是非藉通俗教育为之先不为功。而通俗教育最要之主旨，又在舍极高之理论，施以有效之实事。若是者，其唯新剧乎！”

之后二三十年代出现的戏剧作品，延续“五四”的余绪，揭露黑暗，批判现实。据当年的鲁迅艺术学院学员回忆，曹禺创作于1935年的《日出》在延安演出了十几场，反响巨大，特别受到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们的欢迎。原因无他，这本戏是一幅大都市中光怪陆离的各色人等的全景照片，包括了从上层人物到小市民，直到社会最底层的妓女。上述青年自那个社会来到延安，即是表示对旧世界和旧生活的逃离和弃绝。在延安观看此剧，更有再度审视和批评自身历史的意味。

随着日人的入侵，新剧又增加了救亡的主题，并且日渐成为主流。例如抗战时期的《放下你的鞭子》《丽人行》等等剧作，便是对日军侵略罪行的直接控诉。

民国时期的新剧，直接与时事呼应者占了很大比重。文艺作品的价值，是表现相对永恒的人性，还是为当下服务？这个问题已经有太多的讨论。我们在这里只试图梳理民国新剧的脉络，记述各个戏剧流派和团体的兴衰，勾勒洪森、李叔同、曹禺等剧坛翘楚的创作生涯和生命浮沉。

倏然来去的剧人们，风流未散，余韵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