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我所谓的“琐碎之恶”。它是一种没有根基、没有必要的恶，以一种琐琐碎碎的方式，遍布和侵蚀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琐碎之恶”具有一种临时性或者即兴的特点，不知起自何时，来自何方，任何事情都可能作为借口，随时可以爆发，令人防不胜防。轻率和盲目是它的左右两臂。实际上，当这个人使他人处于危险之中，他自身也处于同样的危险当中。

他不能将生命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不知道自己的生命与他人的生命是联系在一起的，也不知道眼前的状况与未来的状况是不可分割的。伤及他人便是伤及自己，伤及眼前也是伤及未来。某种情况像那个寓言里所说的，洪水中青蛙驮蝎子过河，蝎子也认为不能将青蛙蜇死，那样它自己也就活不成了。但是到了湍湍激流的中途，蝎子还是蜇了青蛙，双双掉入水中。青蛙临死前发问：“为什么要蜇我？”蝎子回答：“因为我控制不住。”

在这样一种攻击性行为的底部，蹲伏着虚无主义的种子。这个人自己从来没有被恰当地对待过，没有感受到生命被尊重被珍视的体验，他因此也不知道尊重别人，无法感到他人的生命与自己的生命一样，是同等重要的，不可抹杀的。当他觉得自己一文不名的时候，他也会觉得别人一钱不值。他被忽视得太久，他的怨气在不知不觉地生长，直到将自己长成一根尖锐的刺。只有在刺痛别人时，他才感受到自己的存在，自己的“力量”，自己的“价值”。他与周围人的关系，便建立在这种无休止的互相攻击和某种“战争”状态之中。他习惯生活在一种密不透风的状态，既没有感受力，也没有透视力，无暇顾及自己行为的后果。

非洲的那位“大个”其实也是如此。他的行为轻浮随意、满不在乎，这让我想起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所说：“不仅仅是暴行的残忍，同时还有暴行被实施时的轻率。”捷克诗人赫鲁伯有一首关于阿基米德的诗，也道出了某种真相。那位伟大的数学家死于误闯进来的入侵士兵之手，诗人这样形容这位士兵：“他轻轻一捋／杀死了圆，正切／和横切之点／以至无穷。”（《杀死阿基米德的下士》）

愚蠢的家长还没有结束他的蠢行。当时不还手的安东，事后带着三个孩子（加上克里斯蒂安）前往他工作的汽车修理站，这位修理工居然还要发威，吼叫着“你这个瑞典人滚回地狱去”，接着又扇了安东的嘴巴，声音清晰响亮，所有的人都听到了。这时安东的态度，成为整个影片的核心。也许正因此，这部影片被称为“在每一个方面都不落俗套”。其实只要在某个重要的方面“不落俗套”就行了：它构成对于这个世界上流行做法的矫正。

安东对儿子解释说：“他是个白痴。如果我去打他，我一样是个大白痴。我会去坐牢，你将没有父亲。他就赢了。”儿子问：“你怕他吗？”安东回答：“这不是问题所在。”哦，一个人做某件事情，应该是因为这件事情本身，而不是为了其他什么理由，尤其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有时候，事情的不同方面就是这样含混不清地搅在一起。实际上太多事情也不可能仅仅归结为怕与不怕的问题。在这个“怕”的问题之外，还有其他不同的考虑。一个人行为的理由，在某种意义上，比他的行为本身更值得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