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进出口处摆了两个石库门，把小天井四周的拉门全部打开便于采光，不过里边还是有点暗，白天也要亮着灯。我在电灯下放了一张小桌，又在桌子四周摆了几张长椅和椅子，这就是所谓的聊天场所。哪个客人没事或者累了都可以自由地坐下来，喝杯茶，优哉游哉地看看书，聊聊天。

内山书店

位于上海公共租界处，一条叫作北四川路的电车行道一直向北延伸，形成了近年来引人关注的越界筑路的问题。电车终点站附近聚集着很多日本人开办的小学、福民医院等大型建筑。福民医院正对面就是魏盛里马路，边上有七栋房子，里边住的都是日本人。我租了右边入口处的两个铺子开了一家店。我在进出口处摆了两个石库门（对开折合门①），把小天井（小的中庭②）四周的拉门全部打开便于采光，不过里边还是有点暗，白天也要亮着灯。我在电灯下放了一张小桌，又在桌子四周摆了几张长椅和椅子，这就是所谓的聊天场所。哪个客人没事或者累了都可以自由地坐下来，喝杯茶，优哉游哉地看看书，聊聊天。

——《改造》一九三六年

聪明的家伙

众人常云：“他真是聪明的家伙啊！”此刻，回首自己的上海生活，我可以毫不客气地向众人宣布：“我真是狡猾啊！”其中的缘由请让我详细说明。在经营书店时，我准备停止报纸以外的所有其他广告。因此，连长期交往的合作伙伴——贺岁广告都终止了。以前，我在日文报刊中专设了“新刊介绍”这一栏目，现在，决定用小小的“名著导读”栏目取而代之。更甚的是，我拜托日本报社用大量版面来发表书评，用于广告宣传。这是因为，这种宣传不需要花费一厘一毫的广告费，也能取得百分之百的效果。最初还刊登了誊写版的诱惑信，但不知何时，连这也用“上海漫谈”替换了。只要做广告肯定能达到目的，这是所有日本人的普遍想法，所以说，书评这种广告形式对日本客人而言都是一种投机的做法，于中国客人来说更是一件取巧的事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中文报纸上根本没有看到广告之类的信息。为什么中国人不在报纸上进行广告宣传呢？以我十七年间在全国各地打着“大学眼药”的旗号来进行眼药销售的经验来看，原因是中国人都很清楚地了解这一事实——商人直接进行广告宣传取得的效果是微乎甚微的。话虽如此，这并不代表中国人全盘否定广告的效果，他们是力求寻找更有效的方法。依我看来，中国人非常擅长宣传，这是不可争辩的事实，是我们日本人遥不可及的。

由此看来，与其让我们这些技能拙劣的人宣传，还不如拜托擅长宣传的中国人。于是，中国人开始为我宣传起来。按照规定，宣传材料必须由我提供。但是，因为我仅仅提供了少量的材料，所以当我向对方要求“无论如何请您为我宣传！请您为内山书店做广告”时，对方也是无可奈何。他们让我无论如何提供值得做广告，值得宣传的材料。我向中国人和朝鲜人赊卖书籍，这件事情无形中给他们提供了值得宣传的材料。当时，在上海的日本人开的书店中，面向中国人和朝鲜人开设账户，进行赊账销售的商店除了内山书店以外，没有别家。我做了别人都不愿意干的赊账销售的这件事情慢慢传开了。这不就是免费宣传吗？这真是一个经济实惠的宣传方法啊！我甚至想，被赖账的金额就当成广告费吧！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使用少量的报纸页面来进行宣传，这在前面已经提及过。不管是什么，我都要把它变成好的新闻题材。无论好与坏，总之只要在报纸上出现了我的名字，那就起到了宣传的作用。这种想法不只是单纯的狡猾，而是超狡猾。无论有怎样的攻击语，无论有怎样的恶评，无论有怎样的谩骂，我都是心平气和地接受，在心底暗自高兴，因为我的书店可以因此成名了。仔细想来，我这种狡猾的想法简直是对中国老手的蔑视、嘲笑。与鲁迅先生以及众多文化人的交往，以及这些文化人的地位名誉声望都被我用于商业广告。在中国的书籍界，我能够为人所知，并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也不是依靠自己的人格，更不是依靠自己的地位，恐怕是因为鲁迅先生的仙逝。虽然知道这个事实，我却依旧利用鲁迅先生的死。去年十二月初，我被上海市政府警察局行政署日侨办事处监禁了，后来直接被强制归国了。当时，我手头有近两万册的日本书籍。因为很多书籍都是受朋友所托而预存的，所以我非常关心书籍的处理问题。回国后，听说书籍被胡乱处理，我深深地为之感到可惜。但是，前些天上海征用日侨技术员工联络部（上海的日本办事处？）寄来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关于您归国之际遗留书籍的处理，六月一日当地各报纸上刊登了如下报道：

苏浙皖区敌伪产业处理局存有日商内山完造遗留的很多图书，最近已函请教育部派专员去接管，教育部已命令中央图书馆暂行接收。其中有关国防的资料将由国防部接管。

日商内山完造藏书由中央图书馆接收。

南京三十一日特电

根据以上的报道，可以推测遗留书籍并没有散失，而是由中国当局保存着，所以请您放心。

此外，他们还在信封里装入六月一日的剪报。

战争结束后，十万日本人的无数财产都被没收了，十万册书籍和书画古董也被收藏在旧西本愿寺别院，寺院后改名为和平博物馆，用于保存这些珍贵的物品。不知何时，政府将古董赠送给了南京故宫博物馆，书籍赠送给了国立大学的图书馆，而且没有公开发表这个处理决定。我的藏书虽然仅占总数的五分之一，关于它的处理却在上海的各大报纸上以南京电报的形式登载出来。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巧妙地利用了中国的宣传。当然，这并不是我自己的说明，而是朋友的解剖分析，我只是尽量用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万一这是错误的观点，那也是我用自己的分析来写的。

这样看来，我是一个多么聪明的人。能如此巧妙地利用成熟老练的中国人，手段是多么高明啊！“你确实值得信赖啊！”关于我的自述，就此搁笔。

——《上海?下海》一九四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