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趁乱打劫，我们把木板钉在门窗上。商店被洗劫一空，窗户的铁条被破坏，面粉、糖、糖果和罐头散落一地。一座村子疏散了，五或十公里外的另一座村子却没有疏散，村民都跑去搬已经疏散的村子里的东西。当时就是这样。我们看守那里，集体农场的前任主席带着已经被重新安置的民众回来收割、播种，载走成捆麦草，我们在里面发现缝纫机和摩托车。他们给你一瓶自制伏特加，你就准许他们运出电视机，一瓶或十瓶酒可以交换牵引机和播种机，没人对钱感兴趣。（笑）就像共产主义，所有东西都要课税：一罐瓦斯─半升伏特加；一件羔羊毛皮草─两升伏特加；摩托车─数量不定。我在那里待了六个月，替换的人才出现。事实上我们多待了一阵子，因为波罗的海地区的军队拒绝前来。当时就是这样。人们把所有拿得走、抬得动的东西都偷光了，隔离区的物品都被运回这里，你可以在市场、当铺或一般人的度假小屋看到。留在铁丝网里的只有土地和坟墓，还有我们的健康和信仰，或是我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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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那里领取装备，队长告诉我们：“只是一起意外，很久以前发生的，已经过了三个月，不会有危险。”“很好，”士官长说，“只要记得饭前洗手。”

我负责测量辐射。天一黑就有人开车来，停在我们的小岗哨旁，给我们钱、香烟、伏特加，要我们让他们进去翻找被没收的物品。他们把背包塞满，带去哪里？也许是基辅或明斯克的二手市场。我们把剩下的东西埋到沟渠里，连同衣裙、靴子、椅子、口琴、缝纫机，埋到我们称为“公墓”的地方。

回家后我去跳舞，遇到喜欢的女孩，我说：“我们交往吧。”

“有什么用？你是切尔诺贝利人了，我不敢和你生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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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我自己的回忆。在那里，我的正式职务是驻卫警察队指挥官─世界末日指挥官（笑），没错，就这样写下来。

我记得我拦过一辆从普利彼特开来的汽车，那座城市已经疏散完毕，空无一人。我说：“请出示文件。”他们没有文件。后座盖了一张帆布，我们拉起来看，我记得很清楚，里面藏了二十组茶具、一个壁橱、一把扶手椅、一台电视、几张地毯和几辆自行车。

所以我开了一张单子。

我记得发狂的猪在空荡荡的村子里跑来跑去，集体农场的办公室和党部会所贴着褪色的海报：“我们提供祖国面包！”“苏联工人万岁！”“人民的成就永垂不朽。”

我记得荒芜的公墓有裂开的墓碑，上面刻着：博洛金队长，高级陆军中尉。另外还有长柱上刻着二等兵的姓名，排列起来像诗一样，周围长满牛蒡、刺荨麻和藜草。

我记得一座被精心照顾的菜园，主人走出房子，看到我们。

“年轻人，不要嚷嚷，我们的表格已经交出去了─春天就离开。”

“那你为什么翻菜园的土？”

“可是那是秋天的工作。”

我了解，但是我得开一张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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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婆带着孩子离开。那个贱人！不过我不会像万尼亚·科托夫一样上吊自杀，也不会从七楼窗户跳出去。那个贱人！我从那里带回装满钱的皮箱时，什么问题也没有。我们买了一辆车，那个贱人跟我住得很高兴，她当时一点也不害怕。（唱起歌来）

“一千伽马辐射线，阻挡不了俄国男人的小弟弟快乐一天……”

很棒的歌，从那里听来的。想不想听一个笑话？一个人去过反应炉之后回家，他的妻子问医生：“我该怎么做？”“你要把他洗干净，拥抱他一下，然后停止使用他。”

那个贱人！她怕我，她把孩子带走了。（突然变得严肃）我负责开车接送在反应炉附近工作的军人，我和其他人一样，脖子上都挂了一具辐射探测仪。值勤结束后，我把他们载到第一部门，也就是机密部门。他们在那里检视探测仪上的数字，在我们的卡片上写一些东西，但我们接收到多少剂量是军事机密，那些混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