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俗话说，盖棺定论。人的一生就像一出戏，只有落幕之后才能判断好坏。而人生之戏与戏剧的区别在于，人生之戏往往连最聪慧、最机灵的演员也不知道下一幕会是什么剧情。不过真实的人生往往是循着一种必然性在推进，而这只有最好的戏剧才做得到。因此，为过去的人物立传有一个最大的方便是，我们可以在事过境迁之后，再一一回顾，观察许多事情由于外在环境和内在性格的必然性，而有了往后无可避免的发展。研究过苏东坡一生的各个阶段之后，才明了他对辞官归隐的深切渴望，行事违背内心实在是不得已，我觉得自己仿佛在读中国星相家所批的流年册，那么明白、肯定、在劫难逃。中国星相家可以将一个人一生的经历予以逐年批示，为了丰厚的酬金，也愿意把全部预言都写下来。但是，传记作家的后见之明往往胜过星相家的先见之明。今天我们虽能把苏氏一生的许多起起落落看得如此分明，从中察觉出同样的必然性，但也确知，无论问题在不在星宿命运，阴晴圆缺终究是会发生的。

苏东坡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死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即北宋被金人攻占前二十五年。他在宋朝最好的皇帝当政期间成长，在一个一个用意良好却野心勃勃的皇帝在位期间做官，等那十八岁的昏君登上龙座，他遭到了贬谪。因此，研究苏东坡的一生就等于研究国家因党争而陨落的过程，最终国力削弱，政客小人横行霸道。《水浒传》的读者对这种暴政都很熟悉，正直的好人为了逃避税吏或者避开贪官的“公理”，一个接一个走向梁山，成为受人爱戴的绿林英雄。

苏东坡年轻的时候，有一大群卓越的贤臣簇拥朝中，到北宋末期却一个也不剩。著名的国家资本主义者王安石第一次迫害文人，整肃御史，任用属下，当时至少还有二十名贤良方正遭受迫害仍不肯背弃忠义。等小昏君第二次施虐，朝中正义之士大部分已经去世，或者很快流放而死。这种削弱国力的举动是由这位狂妄自信的大臣以“社会改革”、避免“私人资本剥削”，“维护人民利益”的名义而发动的。对国家命运来说，最危险的莫过于一个思想错误却固执己见的理想家当权。诗人兼人道哲学家苏东坡以他的常识来对抗经济学者王安石的逻辑，他留给我们的教训以及中国所付出的代价，我们至今还没有学会。

王安石热衷社会改革，自然觉得任何手段都不为过，甚至不惜清除异己。神圣的目标向来是最危险的。一旦目标神圣化，实行的手段必然日渐卑鄙。这种发展趋势逃不过苏东坡敏锐的心灵，而且事关重大，不是他可以付之一笑的。他的主张和王安石不合，这种冲突决定了他一生的经历，也决定了宋朝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