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三年（1070年）九月，司马光被派往陕西的偏远军州任职。但是他并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立场。他仍和王安石交换了三封诚挚而严苛的私函讨论新政，最终才彻底翻脸。皇帝原先希望他留在京师，并一再告诉百官，只要司马光在身边，他就不会犯大错。皇帝再三召他回京，他都拒绝了。他忠言已尽，如果皇帝不听劝，硬要骑一匹倔骡子去找死，他也无能为力。他压不住满腔怒气，决心辞官归隐。他上书给皇帝说：“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谄附安石者，谓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慝。臣之才识，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议论，固安石之所非。今日之所言，陛下之所谓谗慝也。伏望圣恩，裁处其罪。若臣罪与范镇同，则乞依范镇例致仕。或罪重于镇，或窜或诛，所不敢逃。”

从现在起到神宗驾崩的十六年间，司马光一心闭门写作，终于完成他九年前已经动手的史学名著。后来神宗罢黜王安石，想重招司马光回朝，他的回答仍是：“皇上要废除新政吗？”两派政治思想对峙不屈，始终无法改变。但是哲宗即位第一年，王安石去世，司马光以宰相的身份发出的最后一道命令为：“介甫（安石）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朝廷特宜优加厚礼。”

苏东坡的万言书非常重要，可以代表他的政治哲学，也显出他个人的脾气和文风，充满机智、学问和大无畏的勇气。义愤的争论中透露着冷静清晰的推理。有时沮丧、严苛、挑剔、直爽无比，有时却徐徐辩论，引经据典。内容巧妙、诚挚、有力，对世事满怀激动和悲哀。正月，他面见皇帝，皇帝称赞他的《议学校贡举状》，要他“指陈得失，无有所隐”。苏东坡就直接遵守他的旨意。当时高官都已去职，时机对他不利，他最后一次奋不顾身劝皇帝改变意思。他知道自己即使不遭大祸，也会被免职。

在近代读者眼中，他最重要的两大论点就是孟子的君权民授，以及为政当容清议。苏东坡警告皇帝，君主不是由“神权”而得，而是靠人民的支持。要皇帝当心。

书曰：“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言天下莫危于人主也。聚则为君民，散则为仇雠。聚散之间，不容毫厘。故天下归往谓之王，人各有心谓之独夫。由此观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逭之灾也。其为可畏，从古以然。

但是，君主若不容许人自由发表意见，他怎能得到民心呢？苏东坡接着提出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政治上的异议原则。台谏制度就是此一原则的具体表现。苏东坡认为，好政权要靠异议的健全作用来维持。民主就根据各党异议的原则而存在。我相信苏东坡若生在现代，一定反对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认为不民主。他知道盘古开天以来，没有两个人看法完全一样，除了民主就是专制。我从来没有发现一个反对民主的人，在家、在国、在世界政局上不是暴君。苏东坡又说：

孙宝有言：“周公大圣，召公大贤，犹不相悦。”著于经典。晋之王导，可谓元臣。每与客言，举座称善，而王述不悦，以为人非尧舜，安得每事尽善。导亦敛衽谢之。若使言无不同，意无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贤？万一有小人居其间，则人主何缘得以知觉？

我相信，没有人能把台谏存在的理由和其中包含的原则说得比苏东坡这封信更清楚。一个自由、无阻、无畏的台谏制度，本身就代表了自由的舆论。

夫弹劾积威之后，虽庸人亦可奋扬风采。消萎之余，虽豪杰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是以知为国者，平居必有亡躯犯颜之士，则临难庶几有徇义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则临难何以责其死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