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北方许多亲身参加过五四运动的青年人来说，二十年代中后期是一段不堪忍受的岁月，谁能想到，紧接着新文化运动而来的竟会是那样肆无忌惮的复辟和反动呢？但鲁迅不同，他早已有过类似的经验，从辛亥革命开始，他看够了一幕幕称帝、复辟的丑剧。他必然要把这一次的反动和他过去身经的反动联系起来，甚至和他从古书上读到的那些历史上的反动联系起来，结果，他得到的就不仅是强烈的失望，更有深刻的怀疑。对个人来说，历史太广阔了，每个人都只能从自己站脚的地方去打量它，如果不幸置身于停滞甚至倒退的时期，那就非要超越自己才能保持对于历史的信赖。社会也太庞杂了，泛泛地相信历史进步论还比较容易，倘要把这种信念贯彻到对许多具体现象的理解中去，却非有通达的气魄和坚强的理性方能做到。可惜的是，鲁迅那把一切唯事实为重的心理尺度牵制了他，他无法用对进化论的抽象肯定去解释现实黑暗的卷土重来。他固然不相信历史会倒退，却禁不住对历史的停滞深感沮丧：“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我们中国无关。”至于“历史如同螺旋”一类的话，更在他笔下多次出现。当他依着这样的思路去估量民族的精神发展时，那种对于联合作战的深藏的踌躇就剧烈地发展起来了。

从二十年代中期开始，先是在私人通信里，接着在公开的文章中，鲁迅接连发出了对一些年轻同伴的激烈指责。当去广州时，他甚至疑心一个学生是密探。这和他以前对待青年人的那种隐恶扬善、一味鼓励的态度形成如此触目的对照，似乎他是对年轻一代极度失望了。可实际上，他从来就不是一个进化论的虔诚信徒，就像对人民一样，他对青年也有两种不同的认识。在整体上，他相信青年必胜于老年；但对具体的个人，他并不一概而论。还在五四运动的高潮时期，他就表示过对北京大学青年们的不满：“学生二千，大抵暮气甚深，蔡先生（指蔡元培）来，略与改革，似亦无大效。”心中早就有这样清醒的感受，就是再发现几个青年的机巧和狭隘，他也不至于会震惊到失去常态。所以，倘说高长虹们的确使他失望了，这失望却主要不是对别人，而是对自己，不是对身外原就各各不同的青年，而是对自己那以为可以同他们结伴前行的奢望。既然在中国，历史并不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自然进步，那精神上的愚昧状态也就不会随着一代愚民的消失而消失；不但在上辈和同辈人中间，自己当然要背负撒旦的恶名，就是和较年轻的人们在一起，恐怕也还是免不了独战的命运——我很怀疑，鲁迅这时期对高长虹们的激烈反应，正是起源于类似这样的阴郁思路。因为，几乎和这些激烈的反应同时，他那撒旦式的情绪也日渐强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