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当敲门声传来时，假如他能够说，敲门声成了敲门声，或者房门成了房门，在他的脑海里，假定在他的脑海里，不管那是什么意思，说，是啊，我记得，那就是当时发生的事，假如当时他能够把那件事说出来，接着他就想，那么那景象终究会消失，不再叫他苦恼，就像父亲卷起裤腿、提着鞋子和袜子的景象不再叫他烦恼一样，因为当那景象出现时，他能够说，是啊，是啊，我记得，那就是我父亲在我脑海里闪现时的样子，在树林子里，一副涉水的打扮。但是，从空无的事物里攫取实在的事物，那是需要一定技巧的，而瓦特竭力为之的时候，并不总是成功。不是说他总是失败，因为他并不总是失败。因为假如他总是失败，那么他怎么能像他说的那样，说起高尔父子，说起诺特的钢琴，说起他们从城里远道而来，说起他们给钢琴调音，说起他们交换意见，相互之间交换意见的事儿呢？不，假如一切都依然意味着空无，就像有的事物依然意味着空无那样，就是说一直到结尾都是这样，那么他根本就不可能说过这些事情。因为能够说起空无的唯一方法，就是这么说，仿佛空无并不空无似的，就像能够说起上帝的唯一方法，就是这么说，仿佛上帝是一个人似的，当然，上帝就是人，在一定意义上、在一段时期内就是人，而能够说起人的唯一方法，甚至我们的人类学家都意识到了，就是这么说，仿佛人类是白蚁似的。但是，假如瓦特有时候失败，有时候又成功，就像感知高尔父子来访一事时那样，就像在没有意义的地方搜寻意义时那样，那么他常常就既不失败，也不成功。因为当他能够从叫他苦恼的琐细幻影中推理出一个恰当的假设，能把幻影驱散的假设时，有必要经常如此，瓦特就有理由认为，这一方面他成功了。这么推理时，一切都和瓦特的思维习惯两相吻合。因为对瓦特而言，一直以来解释就是驱邪。当他做不到时，他就认为自己失败了。当推理出的假设运用过一两次后就失去效力，不得不用另一个假设来替换，那个假设相应地又得用另一个假设来替换，在适当的时候这种替换会失去一切效用，就这么替换下去，[ 作者的作品里常有这样的逻辑推理：一个结论需要另一个结论来论证，如此挖掘下去，最终的证据近在眼前，却总是掩盖在迷雾后面。解释就是不断地寻找论据，就是给事物驱除混沌的迷雾。“驱邪”和所指链的无限延伸都是后现代理论的关键词，可见贝克特的确提前二十年就以文学的形式演示了德里达、巴特等人的解构理论，难怪后者觉得自己跟贝克特是如此亲近。]这时他就觉得，自己既没有完全成功，也没有彻底失败。在大多数情况下，发生的就是那样的事儿。眼下，就此而言，举例说明瓦特的失败，瓦特的成功，以及瓦特的成败参半，这么说吧，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当他说起什么的时候，比方说，说起高尔父子来访一事的时候，他提出了必不可少的独一无二的假设，来述说那件事儿，使它平淡无味了吗？或者提出了最新的假设，提出了系列假设里的某一个别的假设吗？因为当瓦特说起这类事件时，他没必要这么做，提出那独一无二的假设，或者最新的假设，虽说起初看来，这似乎是唯一可行的办法，虽说他不必这么做的原因，那假设不是如此的原因，是这样的，就是当系列假设当中的一个——瓦特辛辛苦苦用来保持心绪宁静的那一个——失去了效用，不得不晾在一边，由另一个假设来取代时，偶尔会发生这样的事儿，经过一段充分的蛰伏之后，那个假设恢复了效用，可以再次派上用场，取代另一个假设，取代至少暂时已经失去了用途的另一个假设。这是再真实不过的，有时候不免叫人纳闷，瓦特当作独立的、不同的事件来叙述的那两个甚至三个事件，事实上就是同一个事件，只是阐述得不同罢了。至于举例说明第二件事儿，即失败的事儿，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那样的话，我们就只能将就——那些事件抵制瓦特的一切努力，不愿赋予意义和表达公式，再次浮现心头的时候，叫他既没法想起它们，又没法说起它们，只能承受它们，虽说很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在瓦特叙述期间，它们再也不浮现在我的心头了，仿佛从来就没有存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