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学潮与学风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时，蒋梦麟还在上海，陪同他的老师杜威进行访问。五四之后，蔡元培因发生如此大事，悄然离开北大，委托蒋梦麟主持北大校务。当时蔡先生对他说：大学生是有自治能力的，你可以代表我到学校执行校务。我把一切权力交给你，但是责任由我来负。蔡元培还嘱咐说：“自今以后，须负极重大之责任，使大学为全国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计。”（同上，第145 页）

之后，蒋梦麟受蔡元培委托代理北大校长。因此，不久蒋梦麟乘火车抵京。蒋梦麟抵京后，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蒋梦麟代办北大校务启事》：“元培因各方面督促，不能不回校任事。惟胃病未瘳，一时不能到京。今请蒋梦麟教授代表，已以公事图章交与蒋教授。嗣后一切公牍，均由蒋教授代为签行。校中事务，请诸君均与蒋教授接洽办理。”（《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311 页）

初到北大时，蒋梦麟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评价这场举世闻名、影响深远的学生运动。

7 月22 日，北大学生集会欢迎蒋梦麟。因为蒋梦麟深知蔡元培“‘为学问而学问’的信仰，植根于对古希腊文化的透彻了解，这种信仰与中国‘学以致用’的思想适成强烈的对照”（《西潮·新潮》第119 页），因此他在即席演讲中介绍了蔡元培的近况后又说：蔡先生的美德和他集中西文化于一身的精神是“怎么得来的呢？是从学问中得来的。故诸君当以学问为莫大的任务”。蒋梦麟还说，西方先进国家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是多少年来文化积累的结果。“故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之基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功夫为立脚点，此岂摇旗呐喊之运动所可几？”讲话结束时，他告诫大家：“如果是今天反对这个，明天反对那个……终不是根本办法。吾人若真要救国，先要谋文化之增进。”（《蒋梦麟学术文化随笔》第145—146 页）

1920 年五四运动一周年之际，蒋梦麟与胡适共同发表《我们对学生的希望》。我注意到，胡适在美国留学时就对学生运动有看法。在这篇由他起草的文章中，进一步表达了他们对学生运动的意见。

该文首先肯定了学生运动的贡献有五个方面：一是“引起学生的自动精神”，二是“引起学生对于社会国家的兴趣”，三是“引出学生的作文演说的能力、组织的能力、办事的能力”，四是“使学生增加团体生活的经验”，五是“引起许多学生求知识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