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在北京大学

胡适离开中国公学后，曾就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为振兴北大立下汗马功劳。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临危受命，担任中国驻美大使，为争取美国援助、建立国际反法西斯联盟作出重大贡献。抗战胜利后，蒋梦麟因为担任行政院秘书长，按照《大学组织法》必须辞去北大校长职务。

于是，远在美国的胡适就成了北大校长的最佳人选。1945 年9 月3 日，教育部长朱家骅致电胡适，表示北大校长“非兄莫属”，在他回来就任之前，由傅斯年暂时代理校务。

9 月6 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下达后，著名学者张其昀、丁声树、贺麟、罗常培、许宝騄等人都在信中表达了内心的喜悦。

张说：“三十年来北大是中国新思想的策源地，为中外所公认，今后在先生领导之下，确立学院自由的尊严，料想异卉争妍，烂漫向荣，其盛况定属空前。”（《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38 页）

丁说：“北大的使命在新中国的建设，将更重大而艰难，于此何幸得先生的伟大领导，教人如何能不感奋，能不高兴！先生的学风，先生的襟度，其肫笃伟大只有蔡先生可以比拟。”（同上，第39 页）

贺说：“先生长北大之消息传出后，众望所归，群情欢悦，不仅为北大之复兴庆幸，且为整个中国教育学术之光明进步庆幸。”在这封信中，他还就国内政局谈了自己的看法：“日本投降，中国已走上和平建国之途。政治民主化亦为必然之趋势，但仍须教育、思想、言论各方面积极努力，基础方巩固。中央政府不患其不民主，而患其腐败狭隘，不能集中人才，有害民生耳。三民主义中，国民党贡献最少者亦惟民生。共产党人党见甚深， 信仰甚偏， 恐反较乏民主精神也。”（ 同上，第40—41 页）

当时还在国外的罗常培也表示：“如果北大复员，特别是由先生主持，我义不容辞地应该早回国。”他还说：“先生去国后，北大事实上已失去学术重心，要想复兴，须恢复民八至十三以前，或二十年至战前的学术空气。”（同上，第41—43 页）

由此可见，北大的复兴、中国学术的进步，与胡适密切相关。

1946 年6 月初，胡适忙完国外事务后，由纽约启程，经过大约一个月行程，才抵达上海。回国后，胡适受到各方面的热烈欢迎。

在此之前，傅斯年已经为他完成北大的复员任务，并处理了许多棘手的事情。吴相湘在一篇文章中说：当年“傅斯年在北平，为北京大学保持优良传统，对排除伪北大教职员及整顿校风纪律，毫不瞻徇。同时更将北大原有文、理、法三院扩展为文理法农工医六院。”他认为，没有傅斯年的伟大魄力，这些事是办不成的。（《傅斯年印象》第185 页，学林出版社1997 年版）傅斯年卸任时，胡适对他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

胡适归国之前，曾考虑过发展尖端科学的问题。为此，他与著名物理学家饶毓泰商量， 准备聘请张文裕、彭桓武、马仕骏、张宗燧、李四光、钱学森、汪敬熙、黄昆等学者来北大任教。饶还建议钱学森可以担任工学院院长，后因故未能实现。1947 年他还在写给白崇禧、陈诚的信中建议，北大应集中全国第一流物理学家，专门从事原子能研究。其中还提到钱三强、何泽慧夫妇，袁家骝、吴健雄夫妇以及胡宁、吴大猷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