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宁夏平罗的远郊区，“五七干校”种了一大片高粱，快到收割的时候了。林汉达先生（当时71岁）和我（当时65岁）两人一同躺在土岗子上，看守高粱。躺着，这是“犯法”的。我们奉命：要不断走着看守，眼观四方，不让人来偷；不得站立不动，不得坐下，更不得躺下；要一人在北，一人在南，分头巡视，不得二人聚在一起。我们一连看守了三天，一眼望到十几里路以外，没有人家，没有人的影儿。没有人来偷，也没有人来看守我们这两个看守的老头儿。我们在第四天就放胆躺下了。

林先生仰望长空，思考语文大众化的问题。他喃喃自语：“揠苗助长”要改“拔苗助长”，“揠（yà）”字大众不认得。“惩前毖后”不好办，如果改说“以前错了，以后小心”，就不是四言成语了。

停了一会儿，他问我：“未亡人”、“遗孀”、“寡妇”，哪一种说法好？

“大人物的寡妇叫遗孀，小人物的遗孀叫寡妇。”我开玩笑地回答。

他忽然大笑起来！为什么大笑？他想起了一个故事。有一次他问一位扫盲学员：什么叫“遗孀”？学员说：是一种雪花膏——白玉霜、蝶霜、遗孀……林先生问：这个“孀”字为什么有“女”字旁？学员说：女人用的东西嘛！

林先生补充说：普通词典里没有“遗孀”这个词儿，可是报纸上偏要用它。

“你查过词典了吗？”我问。

“查过，好几种词典都没有，”他肯定地告诉我。——他提倡语文大众化的认真态度，叫人钦佩！（编者注：许多年后，字典加进了“遗孀”。）

哲理和笑话

那一天，天上没有云，地面没有风，宇宙之间似乎只有他和我。他断断续续地谈了许多有哲理的笑话。“宗教，有多神教，有一神教，有无神教……”

“先生之成为右派也无疑矣！”我说。

“向后转，右就变成左了。”他笑了！

谈得起劲，我们坐了起来。我们二人同意，语文大众化要“三化”：通俗化、口语化、规范化。通俗化是叫人容易看懂。从前有一部外国电影，译名《风流寡妇》。如果改译《风流遗孀》，观众可能要减少一半。口语化就是要能“上口”,朗读出来是活的语言。人们常写“他来时我已去了”。很通俗，但是不“上口”。高声念一遍，就会发现，应当改为“他来的时候，我已经去了”。规范化是要合乎语法、修辞和用词习惯。“你先走”不说“你行先”(广东话)。“感谢他的关照”不说“感谢他够哥儿们的” (北京土话，流气)。“祝你万寿无疆”，不说“祝你永垂不朽”！林先生进一步说：“三化”是外表，还要在内容上有三性：知识性、进步性、启发性。我们谈话声音越来越响，好像对着一万株高粱在讲演。

太阳落到树梢了。我们站起来，走回去，有十来里路远。林先生边走边说：教育，不只是把现成的知识传授给青年一代，更重要的是启发青年，独立思考，立志把社会推向更进步的时代！

注：此文载《之江校友》1987年6月“特刊”和《群言》1990年5月号。林先生(1900—1972)曾任教育部副部长，1969年冬到1972年春跟我一同下放宁夏平罗“五七干校”。刘香成《历史摄影集》序刘香成《历史摄影集》序

人类的历史，可以用语言的声音记录，可以用文字的笔画记录，又可以用摄影的镜头记录。用摄影镜头记录历史是一门新学问，称为“摄影历史学”。

刘香成先生是一位杰出的“摄影历史学家”。

中国有一句古话：“行行出状元”。刘香成先生是摄影历史学的“全球状元”!

20世纪中，最最使人震惊的历史事件是苏联的自我消亡。20世纪中，最最使人震惊的摄影记录是刘香成先生的“苏联最后一秒钟”。

戈尔巴乔夫宣告苏联终止的讲稿，将永远“飘浮”在刘香成先生的摄影“空间”，向全世界的观众，为苏联的反人类历史，作撕心裂肺的“忏悔”！

（2011.3.3，时年10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