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革命思想，逐步渗入中国青年。1920年，苏联西伯利亚当局在向共产国际的汇报中说：“我们的上海分部利用这种影响对学生革命运动实行思想上和组织上的领导；同时试图使学生运动从思想上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团体和商人团体划清界限，因为这些团体依靠民主美国；针对美国，我们提出了社会革命，面向劳动群众的方针；我们跟最激进的一部分学生一起，对在美国受教育的民主学生团体，做思想斗争。”

苏联代表索科洛夫给苏联的报告中说：“主要是广州政府可能被我们用作进行东方民族革命的工具；这场革命最终会把中国抛向协约国的敌人阵营。”邵文说：把孙中山的中国作为反美的工具；以所谓民族革命，使中国成为美国的敌人；苏联操纵中国革命，说得如此赤裸裸，如此真实！

邵文说：我们要等到1990年代，在俄罗斯公开原苏共中央大量档案之后，才窥知其中有见不得人的秘密。当年的胡适、陈独秀、孙中山，都没有见到今天公开的苏共档案，他们不可能明白其中还有深藏的奥秘。

邵文说：历史的诡异在于苏联策动中国反帝，然而，1920年代，苏联对中国来说，本身就是最大的帝国主义。这一年，苏联红军进入蒙古，使蒙古脱离中国，成为苏联的殖民地。中国在领土上，回归了山东，丢失了蒙古。苏联成功了，美国成为中国一个世纪的敌人。

陈独秀和胡适的分道扬镳

胡适和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旗手。胡适首先发动文学革命，改文言为白话。陈独秀积极响应，并把文体解放扩大为思想解放。两人共同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奠定“民主与科学”的基石。可是，从文化革命进入政治革命的时候，两人分道扬镳了。陈独秀皈依马克思主义，创立从属于苏共的中共，不幸坠入托派噩梦。胡适坚持美国式民主，孤立独行，百折不挠。他说的“哪有帝国主义”这个警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认为，华盛顿会议保证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久废除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收回租界以及海关和盐务的管理权；中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已经结束半殖民地的状态，这时候应当抓紧时机，建设国内的政治和经济，不应当去追随苏联搞世界革命。陈独秀认为，华盛顿会议是宰割中国的会议，中国面临进一步殖民地化的危险，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更加紧张了。胡适的资本主义建国观，跟陈独秀的社会主义建国观，南辕北辙，迥然不同。历史的是非，久而愈明，真理等待时间来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