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意诚，还是思诚，表现在个人的修养上，就是重视个人诚的锤炼。19世纪40年代初，曾国藩不断反省自己的“诚”，往往一点小事也能够激发他对诚的思考与磨练。比如有一次，“旋窦兰泉来，言理见商，余实未能心领其语意，而妄有所陈，自欺欺人，莫此为甚。总由心有不诚，故词气虚矫，即与人谈理，亦是自文浅陋，徇外为人，果何益哉？可恨，可羞！”与别人谈论某些问题，自己没有正确领会别人说话的含义，就急于发表自己的看法，或者自己对某些问题虽有所领会、体验；但是思考不深刻，体会不周到，而高谈阔论，虚词矫气，企图以严词压倒对方，也是不诚的。这些现象，在一般的领导者身上是经常出现的。领导者在与下级谈话的时候，表现得尤为突出。一般情况是：不让下级把话说完，就急于表述自己的观点；或者虽然听完下级的讲话，但心不在焉，似懂非懂。对同级，也存在这样的现象，只想要别人听自己的，不注意倾听与领会别人的话语含义，就急急忙忙表述自己的看法、意见。这样做的结果是：或者言不由衷，或者言不达题，或者虚张声势，总之是不诚的。早期的这种反省，在曾国藩当上大的领导者后，得到了充分的有效的使用，一个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与对下级意见的尊敬。他不仅能够虚心倾听下级的不同意见，而且对不同的意见采取不同的态度，切实可行的坚决落实，确实不可行的也不反感，所以他的下级都愿意为他出主意、想办法。

猜疑是领导者的一大忌讳，是领导者一种不好的品格。高明的领导者能够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是有利于事业的成功的；不高明的领导者则又想用某些人，又对他们持有怀疑的态度，放手让他们去做某事总是不放心。养成不猜疑的良好领导品格，领导者必须有平时不断的修炼。这方面曾国藩在给郭嵩焘的信中进行了阐述，他说：

祸机之发，莫烈于猜忌，此古今之通病。坏国，丧家，亡人，皆忌之所致。《诗》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仆近年来自省生平衍咎；不出“忮”“求”二字。今犹衰耇，旦夕入地，犹自恨拔除不尽，因环观当世之士大夫及高位耆长，果能铲尽“忮”“求”二字者，亦殊不可多得也。“忮”“求”二端，盖妾妇、穿窬，兼而有之。自反既不能免此，亦遂怃然愧惧，不敢复道人之短。

猜忌是古今通病，是坏国，丧家，亡人的根本原因。在咸丰执政的前十年里，曾国藩一直没有得到重用，哪怕是他立有大功，肃清了湖南全境、夺回了武汉三镇、取得了田家镇那样的巨大胜利，但是朝廷也没有给予他相应的回报。原因就是咸丰对曾国藩的猜疑。曾国藩打下武昌后，朝廷曾一度安排他担任湖北巡抚，但随之取消了对他的任命。这是为什么？当咸丰接到战报时，喜悦之情流于言表，并且立即下令封官。有一个姓祁的大臣说：曾国藩在家丁忧，大不了就是一个乡绅，他以一个乡绅的身份带出来一支这么能打的军队，未必是好事啊。听了这样的话，又联想到曾国藩当部长的时候严厉的上书，猜忌之心油然而生。他担心曾国藩当了大官后，不好管，管不好，或者甚至可能造反取代自己！对于自己没有被提拔，没有被重用，曾国藩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切实反省自己。他认为，这是自己的错，自己没有做到不忮不求。“忮”，就是嫉妒；求就是贪得。通过反省，他写下了《不忮》、《不求》两首诗以自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