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方面，他的衣服鞋袜，多系夫人、媳妇所做。他认为：“居家之道，惟崇俭可以长久，处乱世尤以戒奢侈为要义。衣服不宜多制，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他曾经规定，家中妇女每年要给他做一双鞋子，并且他还要亲自检查。他30岁那年，缝制天青缎马褂一件，庆贺及新年才穿，60岁时还像新衣。他说：“古语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以吾观之，衣亦不如故也。试观今日之衣料，有如当年之精者乎？”曾国藩的小女崇德老人回忆说：在江南总督署时，李鸿章请曾夫人和小姐吃饭，两个妹妹，仅一件绸裤，相争至于哭泣。曾国藩闻之安慰道：“明年若继续任总督，必为尔添制绸裤一条。”时崇德老人年幼，一闻此言，破涕为笑。

住方面，1856年修建富厚堂，费资三千余银，曾国藩知道后，很不高兴，发誓此生决不住新屋。他果真没有踏上新屋一步。1867年，家里人花费7000串维修侯府，他认为花钱太多，“富坨修理旧屋，何以花钱至七千串之多？即新造一屋，亦不应费钱许多。余生平以大官之家买田起屋为可愧之事，不料我家竟尔行之。”曾国荃修建大夫第，长达一华里，共九进十二横，房子数百间，曾国藩批评弟弟太奢，说住进去容易搬出来难。

用方面，曾国藩不尚奢华，有人建议他照李希帅的样子，花八两银子打一把银壶炖人参、燕窝。他说：“今小民皆食草根，官员亦多穷困，而吾居高位，骄奢若此，且盗廉俭之虚名，惭愧何地！以后当于此等处痛下针砭。”

财方面，曾国藩坚决反对积累财富，特别是给子女积累遗产。他对纪泽、纪鸿说：“银钱、田产最易长骄气逸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尔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曾国潢在衡阳五马冲为他买田一处，曾国藩坚决反对，并且要求弟弟“设法出脱。或捐作元吉公祭田，或议作星冈公祭田，或转售他人，以钱项备家中日用之需。”“但使不为我私分之田，并不为父亲私分之田，则我之神魂为之少安，心志为之少畅。”他教育子女注重人品、学识、良好的生活态度与习惯，“爱之以德”，而约束他们的骄奢之心。纪鸿在省城读书，他寄给的钱主要是学费和基本的生活费，“城市繁华之地，尔宜在寓中静坐，不可出外游戏征逐。”教育儿子“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吾忝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愿尔等常守此俭朴之风，亦惜福之道也。”

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子女婚姻上做财产、权力文章是极其普通的事情。曾国藩不愿意将女儿嫁给有钱人。据说，湖南有一常姓显贵家庭，几次都想与曾国藩结为儿女亲家。曾国藩不同意。这倒不是常家与曾家曾有什么不愉快，而是因为曾国藩听说这位常世兄生活气习骄奢跋扈，不可一世。他所穿的衣服极为华贵，所用的仆从也气焰嚣张，更令人厌恶的是他最喜欢倚仗其父亲的势力作威作福。曾国藩担心常家有官宦人家的骄奢习气，如果嫁娶过来，不仅会败坏曾氏家规，还会引诱曾家子弟好逸恶劳。

湖南农村嫁女，有打发压箱钱的风俗习惯，有钱人家、官宦人家往往打发颇多，而曾国藩却规定200两。同治五年，曾夫人欧阳氏嫁第四女时，仍然遵循这个规定。曾国荃听到这事，觉得奇怪，说：“乌有是事？”打开箱子一看，果然如此。“再三嗟叹，以为实难敷用，因更赠四百金。”嫁女如此，娶媳也如此。咸丰九年七月二十四日的日记写道：“是日巳刻，派潘文质带长夫二人送家信，并银二百两，以一百为纪泽婚事之用，以一百为五十侄女嫁事之用。”这么大一个总督，打发女儿的压箱钱，就那么一点点，实在说不过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