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静的修养上，曾国藩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守一“耐”字诀，克服浮躁骄气心理。对于自己心存之骄气，曾国藩在这段时间作了尖锐的反省与自我批评。比如，有一次与好朋友陈岱云谈到三更，两人应该是很投机了，但是事后曾国藩反省认为自己说话太多，心里“颇有骄气”，是“斗筲之量，真可丑也”。他认为岱云“每日工夫甚多而严，可谓惜分阴者”，而自己则是“玩世不振”。他在日记中常常记载去与朋友、与客人谈话时的心态，剖析自己存在“夸诞”、“ 气浮”、“妄语”、“浮躁”、“听之藐藐”等心理现象，他反省道：“细思我何尝用工夫，每日悠悠忽忽，一事未作，既不能从身心上切实致力，则当作考差工夫，冀博堂上之一欢，两不自力，而犹内有矜气，可愧可丑！”因此提出治理之法，“除谨言静坐，无下手处”。具体则是分两步走，第一步尽量少说，第二步不说。“凡往日游戏随和之处，不能遽立崖岸，惟当往还渐稀，相见必敬，渐改征逐之习；平日辩论夸诞之人，不能遽变聋哑，惟当谈论渐低卑，开口必诚，力去狂妄之习。”话多是领导者的一个积弊，也是领导者骄气的表现。曾国藩能够认识到自己的这个毛病并且力行改正，的确不易。

二是守一“专”字诀，克服游思劳乏状态。有一段时间，他醉心于古典诗歌的写作，每每写了诗，就去读给朋友们听，其中不无夸赞之意；影响了对理学的研究。他反省道：

数日心沾滞于诗，总由心不静故。不专一，当力求主一之法，诚能主一，养得心静气恬，到天机活泼之时，即作诗亦自无妨。我今尚未也，徒以浮躁之故。故一日之间，情志屡迁耳。

心不静，多浮气，“言心与气总拆不开，心微浮则气浮矣，气散则心亦散矣。”心气不能归一，所以读书也不能专心致志。反省自己：“读《巽卦》，一无所得。白文都不能背诵，不知心忙甚么。丹黄几十叶书，如勉强当差相似，是何为者？平生只为不静，断送了几十年光阴。立志自新以来，又已月馀，尚浮躁如此耶！”

心不静，所以志向不专一。反省的结果就是要从“专”上下功夫。他引用倭仁的话说：

无间最难，圣人之纯亦不已，颜子之“三月不违”，此不易学，即“日月之至”，亦非诸贤不能，“至”字煞宜体会。我辈但宜继继续续求其时习而说。

“至”就是专一，就是一心一意做好某件事，不要间断，不要改变。专的修养，使曾国藩形成了“虽百变而不改其宗”的坚定信念。他在以后的领导生涯中，不论遇到任何事情，看准的目标坚决不改变，直到最后的胜利，展现了一个领导者坚定不移的意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