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四十五岁的卡耶博特去世。他多年前就留下遗嘱，要把收藏的六十七幅作品捐献给国家，希望以后能在卢浮宫展出。雷诺阿是遗嘱执行人，在他的努力下，三年后终于由国家收藏了其中的三十八幅，并在卢森堡博物馆（当时的巴黎现代艺术馆）展出，引发学院派的强烈抗议。直到1937年，这些卡耶博特遗赠的画作才被移送到卢浮宫。

这批印象派画家看起来不追求官方荣誉，曾被认为是无政府主义画家，其实他们只是反对官方对艺术的垄断而已。毕沙罗爱读克鲁泡特金的著作，雷诺阿是温和社会主义者，德加出身于贵族银行家家庭，马奈是生活安逸的布尔乔亚，莫里索是大家闺秀，莫奈向往克莱蒙梭的激进主义。他们喜欢成群结队地在一个地方度假或居住，比如巴比松、翁弗勒尔或阿让特伊，只有德加例外，他反对露天作画。但无论艺术观点是否相左，还是出身不同，印象派画家们一致的热爱现实世界、热爱世俗生活，从而把社会生活和大自然的生动光影引入了画布。

位于诺曼底的埃特雷塔海岸有着19世纪艺术家们最为欣赏的景色。曾住在此地的莫泊桑1886年在《一个风景画家的生活》一文中，描述了莫奈的作画方法：“我经常跟着克劳德·莫奈去寻找印象。他已不再是画家，而是猎人。他走着，身后跟着一群孩子，他们帮他提着五六幅同一题材但在不同时刻画的、因而有着不同效果的画。他随着天空的变化，轮流拿起它们。这位讨厌弄虚作假和墨守成规的画家，面对着他的画，等待着、窥伺着太阳和阴影的形状，他几笔就把洒落的光线和飘过的云朵采集下来，快速放在画布上。我曾亲眼看到他这样抓住一簇落在白色悬崖上的灿烂阳光，把它锁定在一片金黄色调中，使这难以捕捉的、耀眼的光芒产生令人惊异的效果。”

其实，印象派在形式革命之前，首先是一个类型革命，过去被视为小主题的风景、肖像、静物、日常生活景象成为主要的绘画题材。印象派们走出画室，面对自然万物进行写生作画：田野中缤纷的花草，夕阳下的树林；农民在小酒店喧哗聚餐，布尔乔亚在咖啡馆高谈阔论；半裸的舞娘，撑阳伞的淑女……光线和色彩交织出缤纷动人的画面。在他们看来，世界万物在阳光下一律平等，如雷诺阿所说：“自然之中，绝无贫贱之分。在阳光底下，破败的茅屋可以看成与宫殿一样，高贵的皇帝和穷困的乞丐是平等的。”他们的艺术是追求民主、自由、平等思想在作品中的反映。

而火车、汽轮等快速交通工具的出现，对19世纪下半叶风景画的演变构成一个决定性的因素。1870年的画家们选择写生地，一般是从巴黎很容易去到的地方，从而表明他们对于交通工具有很大的依赖性。写生地分布在铁路或塞纳河沿线，这与道路和交通工具的发展完全吻合。虽然印象派画家徜徉过枫丹白露的森林小路，像巴比松派一样描绘田野风光，但他们同样赞美工业化所带来的新景象。铁路、桥梁以及马车、火车和船等各种交通工具统统被搬上画面，从而创作了一种风景画的新图像，比如莫奈的《圣拉扎尔火车站》《阿让特依的铁路桥》，雷诺阿的《沙图的铁路桥》则掩映在花木丛中若隐若现，至于马奈的《铁路》，与其说是风光画，不如说是以火车为背景的肖像画。

此外，能在户外与素材的互动中作画，要归功于一种能把颜料装进小管内的新工艺。以前的颜料容易氧化，搬运时必须将它们放在皮口袋里，需要时将之研碎，并与一种配方极为保密的黏合剂搅拌后才能使用。1841年，美国画家约翰·兰德发明了盛放颜料用的软金属管，从此，画家们就可以带着轻便的画盒到室外写生了。颜色的品种也不断增多。1807年出现了钴蓝色、朱红色和深茜红色，1822年有了祖母绿色，而到了1840年年末才出现镉黄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