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这部分的比例无法确定，但我们争论的核心是人们对此的感知如何。一旦审查制度这种障碍消失了，作家和电影人就进入了一个令人沮丧的境地，面对两股相互抵抗的力量。一方面，是渴望采取措施来面对这样戏剧化的问题，这不仅是波兰学派的传统，也是十九世纪文学的传统，人们必须直面即使是非常痛苦的经历，“撕裂伤口以免卑鄙的薄膜覆盖它们”。另一方面是意识到，认为“从母亲乳汁里就吸收到了反犹太主义的思想”，不仅冒犯了历史，还冒犯了无数沉默的英雄，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仅在波兰和苏联两个国家，处决会牵连全家）在他们的家里隐藏犹太人，把他们从毁灭中拯救出来。

对于“波兰人天生反犹”这一模式化形象的传播，电影也发挥了作用。如果说《浩劫》是否带有这一成见尚存争议，那么毫无疑问的是，克劳德·朗兹曼的这部电影激发了一波无知的声明，其中也包括导演本人的。而在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单》中，这种成见十分明显。

看起来，唯一能摆脱这种局面的方法就是诚实、公正地确定抱有上述态度的人在社会中所占的比例。然而，这一策略是危险的。不仅仅是因为这无法说服那些抱有成见者——这些人把任何不符合模式化形象的行为都视为单独的例外，反过来证明了模式化形象才是真正的规则；更在于这种“公正”原则扼杀了艺术创作的激情，因为艺术创作的支柱之一往往正是有意而为之的不公正。

瓦伊达的《科扎克》一片没有试图评判波兰人对犹太人居住区毁灭一事的集体态度。它所展现的是在这块恐怖的地带生活所要遭受的非人的精神与肉体折磨。该区域之外的任何人都无法评判，谁、什么是符合这个炼狱之中的新规范的。华沙犹太人委员会主席亚当·切尔尼亚科夫的自杀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不过这里还有教育家、作家、青少年与儿童的导师亚努什·科扎克，波兰人和犹太人都同样尊敬他（孩提时代的我也很尊敬他）。他超越了普通的人性维度，实现了对高贵人性的救赎。

然而，成见是多么固执啊！法国影评人激烈地批评瓦伊达的这部电影，指控它挪用了这位犹太人的传奇。影片中最受争议的场景（在波兰也是这样）是结局：载有科扎克博士及孩子们的最后一节车厢从驶向特雷布林卡的死亡列车上脱离，孩子们欢快地从车门中走出，踏上了鲜花盛开的草坪··我个人认为这一场景非常动人，并且认为这是对于这件完全不应发生的事实的具有人性的抗议。然而影评人关注的是隐喻意义，该场景可以被解释为“升天”，瓦伊达因此被指责为“将大屠杀基督教化了”（康斯坦蒂·格伯特之语）。瓦伊达使用的是自己文化中固有的象征语言，使用的是最崇高的（信仰）象征。那什么是他应该做的？使用并非他自己的语言？对，就是这样！另外，最好什么都别说，因为这根本不关他的事。这种族群融合论的立场格外明显，其影响也非常深远。波兰作家亨里克·格林伯格曾这样嘲讽索菲亚·纳尔科夫斯基的著名言论：“不是一部分人将这一命运强加给了另一部分人，而是人类将这一命运强加给了犹太人。”显然没有必要去说明，将一个民族放逐到人类共同体之外是多么有害。过度膨胀的民族主义显然不应表现在这一方面。相比之下，那些用意第绪语和希伯来语写就的关于大屠杀的极端言论简直就是无知儿童的游戏。

瓦伊达深深地受到了这些批评的伤害，这可能影响到了他下一部关于波兰人与犹太人关系的电影。早在1968年他就计划改编耶日·安杰耶夫斯基的《圣周》，但在审查制度下这是不可能的。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位波兰犹太女性，她躲藏在华沙的雅利安居住区。该故事反映了她所在的环境中各色人等的态度，从为她提供庇护者的献身精神，到不情愿与敌视的态度——部分是因为恐惧，部分是因为反犹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