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月后，开始化疗。看我体质那么好，医生就按第一方案上了很猛烈的化疗药——阿霉素等，一小瓶红色的，一小瓶蓝色的。我的感觉就像一条毒蛇在我的血管里游动：从手背游动到肩膀，整条左臂胀痛且麻木了。输完液两个多小时，突然间一阵剧烈的恶心从胃部翻腾至喉咙口，来势之汹一时间连气也喘不上来，紧接着是喷发式的呕吐，一而再，再而三，迅速就接近休克。

这期间医生给了止吐药，打了止吐针，效果为零。最后院领导也来了，说：上枢复宁吧。枢复宁是一种进口药，国内还生产不了，190多元一粒，请示报社能不能用，答复是：有什么好药快用，请院方不惜代价抢救我们这位名记者。

从第二天起，不仅不能进食，而且闻到食物的气味就呕吐，甚至听到碗筷响也呕吐，以至于陪护我的丁炳昌和妹妹，只能躲到洗手间里吃饭。化疗反应之剧烈出乎医生预料（因人而异），于是就改用较温和的“5FU”。但从此，胃口是彻底破坏了，每餐都成了喝中药，苦不堪言。牙齿渐次全部松动，以致不敢咀嚼，加上持续的腹泻，白血球降到3000以下，体重降到了90斤。死神，在向我呼扇它黑色的翅膀。

一个半月后，刚完成了第二个化疗疗程的我，满头青丝脱落已尽，满脸枯黄和苍老取代了原先的精神奕奕。我弱不经风，最大的“成就”，就是在丁炳昌搀扶下绕着病床走两圈，剩下的时间，就是躺在病床上，看着窗外的枯枝在北国的寒风中抖动，偶尔有一两只鸟儿掠过枝头——这幅定格的画面，是我每天面对的生活内容，也是我唯一跟外面自然界的联系。

“什么时候，我们能离开这里，回到青山绿水的家乡？”呆呆地，望着窗外，我每天都在重复着这个问题。“快了，春暖花开时，我们就能回家。”丁炳昌每次都这样安慰我。

为了让这个“目标”显得真实可信，我们甚至把出院后要做的事列出了一个长长的单子：给老父亲祝80大寿，携两个儿子到长江三峡旅游，回阔别了17年的山西浑源县走访老友……当然，还有写书。我们讨论得很热烈、很投入、很动情，单子的内容越来越丰富，但说着说着，我的眼泪会悄悄地夺眶而出，丁炳昌也会突然间黯然神伤：我俩谁都清楚，这张灿烂的单子在当时只是一张无法兑现的“百万英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