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没想到的是，就在这块荒漠严寒的土地上，我们的命运发生了转折。

丁炳昌被分配在县委通讯组，我到了县文化馆。

丁炳昌第一篇打响的稿件是《河泥是怎样挖出来的》，我一看题目就反胃：什么呀，挖河泥还值得做篇文章？但刚看了个开头就被吸引住：文章娓娓道出一个看似平实的故事，字里行间却演绎了一个很深的哲理：做什么事都不要“想当然”在前，行与不行，要试了才知道。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果然，稿件很快被《雁北报》采用，而且从大同传来了编辑部主任王生明很高的评价：“写得太精彩了，我一个字未改，一个字也没法改。”

文如其人。丁炳昌的文章看似平实、平淡、平凡，但只要读下去，就有一种轻松舒展的节奏、一种朴素的美感、一种内在的逻辑，一种富有深意的哲理，把你紧紧抓住。就像一枚青橄榄，越嚼越有味。

就这样，一篇篇充满激情的报道从我们这两个“编外记者”的笔下流淌出来，并频频在省、地报刊上亮相。这里面有两个“核心机密”对外是从来秘而不宣的：其一是报道题材，主要选择“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只是穿靴戴帽，而令人无比欣慰的是，此种经过巧妙“伪装”、“唯生产力论”的报道在各级报刊总能遇到“知音”，虽然我们与那些编辑从未谋面，却似乎相识已久，“心有灵犀一点通”，配合得颇为默契；其二是对于报道的作者究竟是谁，我俩讳莫如深，反正见报时只须署“浑源县通讯组”（那年代仇视成名成家，报道不允许个人署名）。公平地说，那段时间的报道主要由丁炳昌执笔，思辨、哲理和严谨是他的特点，草稿出来后我再作文字上的润色，因为描绘和抒情又是我的特长；也就是说，他是主角，我为配角，他做大师傅，我当小帮手。一些好奇的朋友也曾经想套取“情报”：“快老实交代，究竟是谁的杰作？”每逢此时，丁炳昌就两眼朝我一翻，悠闲地调侃：“当然是她 ，人家水平比我高嘛。”而我就哈哈一笑，心安理得地“浑水摸鱼”。

这种对我来说“大树下面好乘凉”的美妙岁月不知不觉过了6年，除了新闻写作上的“启蒙”，丁炳昌在生活中的“冷面幽默”尤其令我大开眼界，这在物质极为贫乏的当时是我们生活中的“多瑙河之波”。记得去浑源的第二年，我怀孕了，整整半年没吃到一片绿菜叶，快想疯了，再吃不上一口好像都活不下去了。一个星期天，我俩口袋里揣了10元钱上街买菜，临出门时赌咒发誓买不到新鲜蔬菜不回家。但小两口顶着零下十几度的严寒，跑遍了整个县城把眼睛瞪得车轮大，就是找不到一叶绿色蔬菜。沮丧到极点的我一屁股坐到了路边，泪水开始涌上眼眶。丁炳昌一看大事不好，就蹲到我旁边自言自语地说：“一斤猪油年糕，两盒巧克力，或者半个火腿……”“你在说什么？”我好奇地问。“我在算，今天省下这10元钱，往后回上海时可以买这么多好东西，值！”说得我“噗”的一声破涕为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