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老大老婆将酒菜端上桌，战战兢兢地给丈夫斟酒，赵老大喝完三杯之后，“砰”的一声枪响，陈恩元便将赵老大毙了。

陈恩元回到桂林城里，知道此事干系重大，立即打电报到南宁，向总部参谋长叶琪报告，说桂林发生巨案，请叶总长即到桂林坐镇处理。

总参谋长叶琪外号“叶矮子”，为人精明强悍，时已奉白崇禧之命主管全省清乡剿匪工作。他接到陈恩元这个没有具体内容的电报，不知桂林到底发生了什么巨案，因此不敢怠慢，星夜驰赴桂林。叶琪到了桂林，陈恩元即向其报告枪决赵老大之经过，并出示赵老大在清乡令下达半月之后仍为匪抢劫的罪证，听从叶琪处理。叶琪知陈恩元捅了马蜂窝，把事情搞到白副总司令的头上了，即使不被军法从事，恐怕也要撤职罢官，他如何敢擅自处理？便又即赶回南宁，向副总司令白崇禧报告，由他亲自裁决。

白崇禧听了叶琪的报告，一声不吭，随即便走进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里去了。叶琪听到房间里传出一阵阵哀痛的抽泣声，他感到事态非常严重了，便在门外肃立着，听候白崇禧对陈恩元严处的指示。

等了好一会儿，房间里才传出白崇禧的话来：

“翠微（叶琪字翠微），回去吧，没你的事了！”

叶琪仍不放心地问道：“那……陈恩元的事？”

“清乡令是我亲自下达的，陈是奉命行事，且老大犯罪证据确凿，不杀，今后军令政令如何贯彻执行？”白崇禧说罢，“唉——”地哀叹了一声，又是一阵抽泣。

白崇禧铁腕剿匪，不数月间，便肃清了广西历年的匪患，全省社会治安良好。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先生在广西旅行半个月，深有所感，他说：

“广西给我的第三个印象是治安。广西全省现在只有十七团兵，连兵官共有两万人，可算是真能裁兵的了。但全省无盗匪，人民真能享治安的幸福。我们作长途旅行，半夜后在最荒凉的江岸边泊船，点起火把来游岩洞，惊起茅棚里的贫民，但船家客人都感觉不到一毫危险。汽车路上，有山坡之处，往往可见一个灰布少年，拿着枪杆，站在山上守卫。这不是军士，只是民团的团员在那儿担任守卫的。”

胡适先生还说：“广西本来颇多匪祸，全省岩洞最多，最容易窝藏盗匪。有人对我说，广西人从前种田的要背着枪下田，牧牛的要背着枪赶牛。近年盗匪肃清，最大原因在于政治清明，县长不敢不认真做事，民团的组织又能达到农村，保甲的制度可以实行，清乡的工作就容易了。人民的比较优秀分子又往往受过军事的训练，政府把旧式枪械发给民团，人民有了组织，又有武器，所以有自卫的能力。广西诸领袖常说他们的“三自政策”——自卫，自给，自治。现在至少可以说是已做到了人民自卫的一层。我们所见的广西的治安，大部分是建筑在人民的自卫力之上的。”

《大公报》副总编辑、著名记者胡政之先生在广西考察访问之后，写下他的观感：

“广西向来多匪，山深林密，素来难治，现在却做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我本意想从桂林到全州，过黄沙河，经湖南永州、祁阳转长沙汉口北旋。因为连天大雨，汽车到了大路江口。水涨桥折，不能到达湘边。不得已折回桂林，再往柳州，迄夜晚九时方始到柳。第二天上午四点便起身上车，当晚九时赶到梧州。这两天行驶将近三千里的汽车路，以孤车在黑暗中翻山越岭，如履坦途，非治安特别良好，何敢如此冒险？”

胡政之先生还应邀到白崇禧家做客，“得窥他的私生活，其简单朴实，比我辈穷书生有过之无不及，这实在是广西改革政治易于推行的一大原因”。胡政之先生采访广西普通民众，“人民之言曰‘吾省之官吏皆努力而诚实，其中多有一贫似吾辈者，彼等绝无赌博浪费贪污等弊，且早起早眠，清晨七点半即在办公室矣’”。经过认真的调查，胡政之先生认为“这些话都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