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北京当局还是有一定的政治敏感度的，“四五事件”发生在北京，事发之后抓了不少人，当人抓得差不多的时候，已经到了6、7月份。北京先判了一些与天安门观点差不多的“反革命在押犯”以为示范，然后再判“四五事件”的主角。不料我们那一批还没有判完就是唐山地震，连法院干部也都去抗震了。接着是主席逝世，法院一切判案活动停止。待工作恢复正常时，粉碎了“四人帮”，“四人帮”重要的罪状就是“反周总理”，于是没有人再敢判因为“四五事件”被收监的“现行犯”了。到了1977年邓小平的事件解冻，上上下下都盼望他早日出山。“‘四五事件’的反革命分子”和一些被认为是反对“批邓”而抓起来的渐渐成为正面人物，自然也就从看守所或拘留所陆陆续续释放出来。像上海市直到1977年4月，江西省到1977年12月，还将所谓的“现行反革命犯”王申酉、李九莲等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除了帮派、极左的因素外，恐怕与地方消息蔽塞有一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