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知道这个名字的恐怕不多，如果了解文革诸阶段中的清查“五一六”运动的话，可能知道他的人就会多一些。清查“五一六”，被史家认为是针对文革初期造反派的。其实根本就没有一个称作“五一六”的全国性的组织，可是在这段运动中却有超过一千万人因被怀疑参加了这个莫须有的组织而被整肃、甚至遭到严重的迫害。其起因就在于北京钢铁学院的学生张建旗。

张建旗于1967年春夏之际组建了“五一六红卫兵团”，后来又与北京外国语学院的红卫兵联合起来，成立了“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当时许多青年学生意识不到在这场运动中自己不过是木偶戏中的玩偶而已，他们不知天高地厚、甚至认为自己是能够主宰天下、引领潮流的“风流人物”。因此许多组织动辄“兵团”“司令”（如动言“蒯司令”而不必称其名），名目都很吓人，“五一六”也不例外。它上有总部，下有特务连、情报组等。还成立了所谓政治部、作战部、组织部、资料政策研究部，以及农林口、财贸口、文教口、公交口、军事口、外事口、中学、全国通讯联络站等八个方面军，并推选了各部负责人，制定了各个阶段的作战方案。说的如此热闹红火，实际上其固定成员也不过二三十人而已。

最初因为它提得问题尖锐，也一度闹得沸沸扬扬，总部派出了一大批人，在凌晨的时候，到北京动物园、甘家口商场、西四丁字街等繁华热闹之处大量散发、张贴反周传单，涂写反对周的标语。这些传单和标语的题目有《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当时毛和中央文革正批判“二月逆流”的代表人物）《周恩来的要害是背叛5 .16 通知》《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将革命进行到底——纪念十六条发表一周年》。这些反周的传单反映当时北京一些学生向往发迹的投机心理。

文革初，聂元梓等北大造反派发迹于反北京旧市委；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发迹于反刘少奇；张建旗等人反周也正是这种心态的反映。他们没有想到北大、清华那些人并非是偶然赌赢，他们背后都有能够决定或知道运动走向人的支使，而张建旗等却是盲人瞎马，不了解中央部署，揪人专拣大的来（当时有“公安六条”规定凡是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都是反革命，对于其他人没有特别规定），最后成为人人喊打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这一年9月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中，点出“五一六”是“反革命组织”。毛泽东还加了一段话“这个反动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于是“五一六”便定格为现行“反革命组织”；随之掀起了抓捕五一六的大规模运动，绵延数年，涉及人数达一千万之多，成为文革中最大规模的迫害群众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