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年底，在柏林，经威廉米娜·施洛德-德乌里安特介绍，瓦格纳真正结识了李斯特。他们进行了真正意义上的谈话，尽管威廉米娜这位过度兴奋的歌唱家喋喋不休地表达对李斯特的嘲讽，她说，在两年前，李斯特让瓦格纳在巴黎碰了钉子。出于尴尬而支吾搪塞的瓦格纳不得不矢口否认并更正这种说法。尽管存在这种异乎寻常的背景，瓦格纳和李斯特之间相互有好感的桥梁还是被架设起来。1844年2月底，适逢《黎恩济，最后一位护民官》在德累斯顿上演，瓦格纳与李斯特——以及李斯特的情人劳拉·蒙蒂兹再次见面，可是，瓦格纳似乎冷落了这位劳拉，对她不感兴趣，无动于衷。据说，李斯特后来对瓦格纳说，“这个小女人很喜欢你”，“你是唯一没有向她献过殷勤的人”。瓦格纳在道义上为李斯特的这种“冷漠的恋爱关系”感到恼火，因为李斯特为了这种关系而不惜“伤害另一颗心灵”，科西玛后来在日记中重现了这次谈话，在科西玛看来，这是“理查德道德精神非常伟大”的一个标志。有一次，鉴于劳拉·蒙蒂兹的“悲惨结局”，科西玛表达了自己的恻隐之心，瓦格纳严肃地责备她，并且说：“对这种疯狂的、冷漠无情的人，从来都没有什么好为她们哀叹的。” 对于自己都有风流韵事的瓦格纳来说，这恰恰是一种极度惊人的伪善。早在1849年，瓦格纳就在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退位之际，根据路德维希一世与劳拉·蒙蒂兹的暧昧关系，写了几行诗，在小诗中，他讽刺性模仿地颠倒了歌德《浮士德》第二部的结尾：“无法理解之处/在此一直让人感到蹊跷；/永恒的女性特点，/拉我们向下飘摇。” 面对科西玛，瓦格纳说出关于劳拉·蒙蒂兹的冷言冷语，这肯定与这种情况密切相关：报纸杂志和讽刺漫画总是把瓦格纳与路德维希二世的关系，类比成路德维希一世同劳拉·蒙蒂兹的关系，而且人们给瓦格纳起了个绰号“劳路斯·蒙蒂兹”（Lolus Montez）。

李斯特决定，在魏玛逐渐结束他那光芒四射的、技艺精湛的演奏大师的人生履历。1842年，李斯特被任命为“工作卓越的宫廷指挥”。他完全迁居到魏玛达十几年（1848年至1861年）。作为歌剧负责人和作曲家，李斯特为魏玛这座歌德城市创造了世界影响：所谓魏玛的白银时代。1848年4月，他在德累斯顿中断了从魏玛到维也纳的旅行，与瓦格纳进行了多次谈话。同年8月，瓦格纳到魏玛拜访李斯特。1849年2月，李斯特宣布，要把《唐豪瑟》搬上魏玛的舞台，他与瓦格纳结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联盟，并且承诺，从现在起，永远致力于为瓦格纳的作品服务，这种联盟具有歌德和席勒联盟的痕迹。

李斯特完全有意识地联系魏玛的文化传统。尤其表明这一点的是，他这个期间创作的交响乐作品，主要与1849年和1859年为纪念歌德和席勒一百周年诞辰活动有内在联系，不仅如此，他还针对歌德和席勒的作品，为合唱作曲。除了来自全欧洲学习钢琴的学生以外，在李斯特的周围还聚集了由大名鼎鼎的资深作曲家、画家和作家组成的一个“缪斯女神的宫廷”。然而，魏玛首先变成了瓦格纳城。这部歌剧的故事情节发生地恰恰就是瓦尔特堡，从这方面来看，对萨克森-魏玛-埃森纳赫王室来说，《唐豪瑟》的上演就已经具备了一种节日歌剧会演的特点。1850年，大公爵夫人玛丽亚·鲍罗弗纳不顾瓦格纳被通缉、因犯罪被追踪的情况，她特意安排，在宫廷剧院为埃尔富特议会代表上演瓦格纳的歌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