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特不厌其烦地努力通过出谋划策，而且——尤其通过经济资助行为——支持流亡中的瓦格纳，而在此过程中，瓦格纳经常令人难以忍受地利用李斯特这位朋友的宽容。瓦格纳和李斯特这两位艺术家朋友之间经常的个人见面、谈话、共同的漫游和旅行以及内容广泛丰富的通信，使一种无法比拟的、尽管力量并不平衡的联盟画面完善起来，之所以说他们的联盟力量不平衡，是因为李斯特总是无私的给予者；而瓦格纳总是考虑到自己利益的索取者。1876年，当《尼伯龙根的指环》在拜罗伊特首场演出之后，瓦格纳在一篇演讲中高度赞誉李斯特，说李斯特在这样一个时刻就相信他，“即在我还名不见经传的时刻，而倘若没有他，诸位今天可能就听不到任何我谱曲的音乐。”早在《致我的朋友们的一份报告》中，瓦格纳就在描绘李斯特形象时总结到：

当我被驱逐到远方（流亡）四处漂泊时，他这位曾经走南闯北、见过世面的人，长久地退隐到一个小地方（魏玛），为了把这个小地方打造成我的家乡。他随时随地关心照料我，总是迅速而果断地帮助我，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以豁达博大的胸襟对待我的任何愿望，怀着对我的整个本质那种最无私的爱，……李斯特成为某种我以前从未找到的力量，而且是以这样的程度：只有当这种程度真正在其完全扩展中包围我们的时候，我们才理解这种程度的丰富。

李斯特在魏玛时期创作的音乐作品，多次给予瓦格纳的交响乐语言与和声技巧创作灵感。这尤其适用于交响诗，1856年秋天，李斯特到苏黎世拜访瓦格纳，这时瓦格纳才更确切地了解到这种交响诗。关于它们，瓦格纳在1857年写了一封公开信《论弗兰茨·李斯特的交响诗》（über Franz Liszt′s symphonische Dichtungen）。当然，他也没有否认他对这种做法的怀疑：尤其针对人们最后把李斯特的伟大交响乐作品尊奉为神。瓦格纳还批评李斯特的如下做法：1857年，李斯特修改了他自己在1854年创作的《浮士德交响曲》中那个预示《女武神》结尾的、纯粹乐器演奏的“柔和的结尾”，“以更多的光彩夺目的华彩乐章的方式，通过合唱的加入。” 瓦格纳背离了李斯特的晚期作品，那些最后实验性质的钢琴曲作品，在这些音乐作品中，现代已经预先投射它的影子，瓦格纳觉得，这些晚期作品只不过是聒噪刺耳的声音而已。瓦格纳业已经历过他的先锋派时期，因而再也无法从李斯特这位朋友的老年先锋派作品中获得任何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