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格纳和他的妻子不仅把尼采视为受欢迎的门徒，而且还对他的古典语文学方面的研究非常感兴趣。尼采寄到特里布申，或者自己带到这里的有：他任大学教授就职后的首次讲课《荷马与古典语文学》（Homer und die klassische Philologie）、他的学术报告《希腊的乐剧》（Das griechische Musikdrama）——瓦格纳当然批评这个题目，因为他认为，“乐剧”这个表达是个畸形的构词，所以，在这种内在联系下，尼采从此再也没有使用过这个术语——《苏格拉底与悲剧》以及在《悲剧的诞生》准备阶段中所有未发表的其他论文。在特里布申，瓦格纳和科西玛认真仔细地研究和评论尼采的这些文章。他们成为尼采的第一个出版物的产生过程最直接的见证人和精神伴侣。

1870年，尼采恰恰在担任教授整整一年之后，打算放弃一段时间他的大学教授的活动，为了有利于同瓦格纳的音乐节项目有联系的“新的、希腊的研究院”。两年以后，尼采的这个想法就更强烈了：放弃大学教授的职位，并且在全德国的瓦格纳协会作学术报告，通过这种方法，宣传拜罗伊特音乐节。可是，理查德·瓦格纳和科西玛·瓦格纳根本不愿意让他这么做，即便《悲剧的诞生》在专业领域遭到灾难性的失败之后，他们也一再试图把尼采拉回到古典语文学的阵地上，并且阻止他把自己的学术任务置于为拜罗伊特进行的“公开活动”之后。1872年8月22日，科西玛在给尼采写信时指出：“语文学，是您必须反复抓住的、牢固坚实的土地，为了更新您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在音乐的气息中、在哲学的深水中，会很容易丧失。”

1870年，瓦格纳把他与尼采的友谊阐释为语文学与音乐、科学与艺术、理性与灵感的联盟，这个联盟应该导致相互的完善，是的，应该达到艺术的巅峰。1870年2月7日，他在信中甚至谈论他作为音乐家以及尼采作为语文学家的“工作分工”，这种分工之所以会保证成功，是因为，他们两个人中的每个人，都会在自己身上承载占优势的素质的“一半”：

假如您是音乐家，那么，您大概就会处于假如我坚持研究语文学会变成的状态。可是现在，语文学——作为重要的素质——却一直存在于我的四肢中，是的，它指挥我这位“音乐家”。现在，请您一直当您的语文学家，为了作为语文学家，听凭音乐的指挥。……现在，请您向我表明，语文学是为了何种目的而存在的，请您帮助我实现伟大的“文艺复兴”，在其中，柏拉图拥抱荷马，而荷马充满了柏拉图的理念，现在才真正变成最伟大的荷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