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瞧这个人》中，尼采谈到了《帕西法尔》与《人性的，太人性的》“这两本书”预示不祥的“交叉”：“通过偶然中的含义的一种奇迹，同时（指在尼采把《人性的，太人性的》寄给瓦格纳的同时）我收到一份漂亮的《帕西法尔》的文本，里面有瓦格纳写给我的献词……这听起来难道不像两把利剑在交叉吗？” 尼采这当然是在用一种文体风格表达，他挪动改变了事实，而实际上，《帕西法尔》的文学文本，在尼采的写字台上，已经放了一个季度以上了。

除此之外，尼采后来用文体风格描述，把《帕西法尔》的文学文本说成他与瓦格纳翻脸的真正原因。而实际上，尼采在特里布申度过第一个圣诞节时，就熟悉《帕西法尔》的详细的散文体草稿。1869年12月25日，科西玛在日记中记载到，“与尼采教授读《帕西法尔》”，“新的、可怕的印象”。所以，对尼采来说，《帕西法尔》最后完成的文学文本，不可能是惊喜——尤其不可能是他后来假装的震惊。尼采早就熟知这部作品的倾向。1877年10月10日——在尼采与瓦格纳最后一次见面过了几乎一年之后——尼采还给科西玛写信到：“帕西法尔的美好预言，可能会在任何我们需要安慰的事情上，给予我们安慰。”

《人性的，太人性的》以新的启蒙思想倾向，明确针对瓦格纳及其美学的意识形态——这本书是为纪念伏尔泰而献给伏尔泰的——因此，我们可以理解，瓦格纳对这本书的评价，完完全全是负面的。《人性的，太人性的》在开头引用笛卡尔的一句话，以此开始，在这个引文中，尼采赞美严格按照方法学进行研究的精神，把这种精神视为快乐的源泉。通过这个引文，这本书的基调也就被确定下来：“科学的精神” 应该取代尼采早期著述中形而上的美学的思辨。传统的形而上学、道德和美学，经受一种尖锐的意识形态批评。一种不挣脱传统的宗教和形而上学的纽带的艺术，会和它们一样，注定要灭亡。已经处于正在酝酿产生阶段的、新的、更高的文化，却打上了历史的、心理学的和自然科学的思维原则的烙印。

现在，在他的刊于《拜罗伊特报》八月份的文章《观众与大众性》中，瓦格纳对尼采的这种观点予以猛烈还击。1878年6月21日，科西玛给瓦格纳的这篇文章加上了“关于尼采的玩笑” 这个题目，因为这篇文章在第三部分中包含一种隐藏的、对尼采的论战——正如尼采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中隐去瓦格纳的名字一样。瓦格纳讽刺挖苦地嘲讽那些“科学”的代表们，他们按照未被指名的尼采的方式，从事科学，他们轻视小看“我们艺术家、诗人、音乐家，把我们看成一种腐朽堕落的世界观方法的晚产儿”，而且想让纯粹自然科学的或者历史的“认知”，取代“形而上的胡闹恶作剧”，直到“纯粹进行认知的主体坐在讲台上，作为剩余的唯一有生存资格的人。这是世界悲剧的结尾一种值得尊重的现象！”

尼采在1876年写的拜罗伊特纪念文章，以这个结束指明：瓦格纳并非“一种未来的预言家”，而是“对一种过去进行阐释和美化的人”。瓦格纳曾经积极地评价这篇文章，现在，他肯定受到了很深的伤害，当他再也不能误解尼采给他指定了在文化发展中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时：让同时代的人和后人明白，现在已经逝去的文化的原则和生存意识。瓦格纳怎么能够接受这样一种只把这个回顾性的角色留给他的文化理解呢？瓦格纳认为，事实正好相反：尼采告别了更深层的文化，并且陷入一种“教育市侩庸俗的”进步观中。（实际上，在文章《观众与大众性》中，瓦格纳就阴险恶毒而间接地把尼采，同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放在一口锅里相提并论，在《不合时宜的观察》的第一篇观察中，尼采以“教育的市侩庸人”这个概念针对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