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话听起来就像一份精神的遗嘱——其核心思想就是，彼此忍受对方带来的痛苦，而且在忍受这样一个世纪的痛苦：在德国人中间，不为人理解，这成为瓦格纳和尼采之间超越所有意见分歧的原因。

倘若我们这样声称，应该算不上言过其实：对瓦格纳的探究——处于其全部的张力跨度中，既有炽热的肯定，又有几乎充满仇恨的否定——成为尼采思想的核心。而只有这样，如下情况才是可以解释的：尼采评价瓦格纳时，他评价的温度，在炽热的炎热和冰冷的严寒之间波动。对尼采来说，无可辩驳的“理想”与太容易遭到反驳的现实，它们之间的鸿沟是“瓦格纳事件”的极大丑闻。瓦格纳只有在人生及其审美体验的罕见的、梦幻的幸福瞬间，才得以克服这道鸿沟，或者在那种“星辰友谊”的幻景中，跨越这道鸿沟，“星辰友谊”过去和现在都是尼采使用的最令人动容的简明表达形式，用来描述他与瓦格纳的关系。两艘轮船静静地停靠在一个海港，并且在一个太阳的照耀下，紧挨着停靠，在这幅画面中，尼采再一次进行了一种悄悄地回顾，不是回顾业已丧失的“特里布申的田园风光”，而是回顾他们共同庆祝的“庆典”，他回忆起1872年5月那个快乐幸福的日子，拜罗伊特节庆演出剧院奠基仪式的那次庆祝活动；但是，在这里，他也同样描写了疏远，这种疏远是由支配两个对跖者的对立法则强制造成的，即由他们的截然相反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任务强制造成的。在尼采的格言诗中，我们也可以听到一种至深的、梦寐以求的重逢的想法，同那位已经疏远的朋友的重逢，这是两个在他们的陌生中不再彼此相认者的重逢。可然后，他又飞升到那种宇宙的视角，从这个——“永恒不朽的视角”（sub specie aeternitatis）出发，所有的分离都会淡化褪色，那种尘世的敌意，会变成微不足道的事。

这样，在结尾处，尼采展现了他所期望的信念，相信超越所有分歧的星辰友谊：

我们曾经是朋友，然后，我们变得彼此陌生……我们是两艘轮船，每艘轮船都有自己的目的地和轨道；我们大概可以交叉行驶，共同庆祝一个节日，正如我们曾经做过的那样，——然后，这两艘规矩正派的轮船，如此平静地停靠在一个海港，在一个太阳下，以至于它们仿佛已经到达了目的地，就好像曾经有过一个目的地似的。可我们肩负着任务，这种威力无比的力量又把我们分开，在不同的海洋和不同的太阳的照耀中，我们或许永远不会重逢，——抑或，我们也会见面，但我们再也认不出对方：不同的海洋和太阳改变了我们！我们不得不彼此感到陌生，这是支配我们的法则：我们恰恰应该通过这种方式，也变得更加令人崇敬！……或许，有一种巨大的、看不见的弯道和星辰轨道，在这种星辰轨道中，我们如此不同的轨道和目的地，可以作为短小的路途，被包含在其中，让我们升华到这种思想上！然而，我们的生命太短暂，而我们的视力太弱，致使我们不能成为那种崇高的可能性意义上的朋友。——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的星辰友谊，即便我们不得不彼此成为尘世上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