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刘长乐当了制药厂车间的小头头，但征兵一开始，他就报名了。那时候，中国的优秀青年要谋求更大的发展，似乎只有参军一条路。

当时刘长乐父亲的一个老战友还在部队，说是让他挑个喜欢的行当，比如开车、放电影或是进宣传队，都是比较轻巧的活儿。

刘长乐觉得这些行当不足以实现“出类拔萃”的梦想，就选了一个最苦最累的行当——工兵。

工兵的职能是逢山开道，遇水架桥，抢险救灾冲在前。

他朦胧地觉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是成就事业的必修课。

1975年，刘长乐24岁，当了工兵排长。当年发生的海城大地震让他第一次面对天崩地裂的生死考验。排长虽然在军队干部中是最低军阶，但却是第一线的指挥者。他意识到，在大的灾难面前，指挥官的责任，不是要保一个人，而是要保一片人。

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刘长乐以工兵连指导员的身份再次参加抢险，历时将近三个月的抢险，救了许多人的命，自己也把世上该吃的苦吃得差不多了。那些天，一连几顿吃不上饭是常事。有那么几天，青岛送来的海鲜大虾因为缺少车辆，送不到灾民家里，快臭了，就让部队吃掉，那一阵吃得他一闻到臭虾味就想吐。

“瘦得厉害，双手10个手指头的指甲都磨掉了一半，指头肚上全部结痂。”妈妈忘不了刘长乐当时的样子。

刘长乐说，现在回想起来，时代赋予我们这代人的使命远远超过我们的承受能力。我15岁开始串联跑遍全国，16岁时父母被囚禁，20岁出头就领兵了。孟老夫子有句话，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我们那一代人，在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大任就咣当一下砸到脑袋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