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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4年12月19日中英正式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那一天起，全世界都知道1997年7月1日香港要回归中国。此前，邓小平与英国首相、“铁娘子”撒切尔夫人进行了激烈而又不失理智的交锋。

撒切尔夫人说，马克思写了一部《资本论》，可他恰恰最缺资本！

撒切尔夫人说，中国人不懂资本主义，所以管理不了香港。

邓小平说，那我们就找一个懂资本主义的人来管理嘛。

邓小平说，中国1997年收回香港的政策不会受任何干扰、有任何改变，否则我们就交不了账。我不解决这个问题，我就是李鸿章。谁不解决这个问题，都是李鸿章。

智者的交锋往往散发出一种迷人的气息，刘长乐为此感叹。

1994年，距离香港回归只有三年了，刘长乐必须行动了。他和崔强商量，一定要在香港回归之前把卫星电视办起来。在香港注册，在香港办台。国际卫星电视是当时最新的概念，也是影响世界最便捷的手段。在香港办电视台，一是“一国两制”，政策宽松；二是依托大陆，市场广阔；三是文化相通，南北互补。

“立足香港、依托大陆、覆盖全球”，当时就定了这么三句话作为办台方针。

用像风一样的速度影响世界。

刘长乐开玩笑说，咱们的志气不是一般大，而是超级大。

刘长乐分析了自己这个小公司的优势：第一，了解这个产业，了解它的运营环境和政策空间；第二，人脉关系好，从央视到省市级电台、电视台，都有一个锅里搅马勺的同事、同学，可以找到最好的人才，比如王纪言、余统浩这样的，都是本行业的佼佼者；第三，自己是记者出身，懂传媒又懂管理，还有商业运作的经验，正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

刘长乐郑重宣布，要把这些年赚的钱拿出来，办一个在全世界都能叫得响的电视台。

刘长乐也许低估了困难。在海外做电视，很难自己包打天下，如果想把所有人才都找到，把所有设备都买好，从一张白纸到把电视信号发向天空，需要大把金钱，需要漫长的时间，弄不好就成了遥遥无期的纸上谈兵。

他们庆幸转发器的拥有者是那个严苛的默多克，这使他们有机会去找到一条新的路。

就在刘长乐苦思冥想如何与新闻集团交涉，在“亚洲一号”卫星上立足的时候，余统浩恰到好处地出现了。他带来了默多克因为STAR TV长时间亏损、无法落地而焦虑不已的信息：默多克正在寻找通过与中国媒体合作获得变相落地的机会。

“咱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比巨人还高。”余统浩说。

默多克已经明确表态不希望在香港再出现一个竞争对手，那么能不能与他合作呢？这是个特别难的难题。

默多克公开向中国示好的消息，刘长乐早就听说了，但与他合作的事却最费踌躇。

默多克是公开鼓吹对中国和平演变的人，与他合作会不会事办不成反惹一身骚？自己是否会被人当枪使？发展空间会变大还是变小？将来是否会与合作方发生激烈的观念冲突？

司汤达写过著名的小说《红与黑》，那可是以悲剧结尾的。

还有那些老小愤青，动不动就会说你是汉奸。

不管你的血有多热，情有多深，一旦被误解，多少年都翻不了身。

敢冒这个险吗？

这个决心难下，刘长乐想了好多天。

既然绕不过去，既然不能井水不犯河水，既然必须迎头相撞，那就想一个办法相互拥抱。

拥抱，有时是表示亲密无间，有时是为了把对方的肋骨勒断，有时是庆祝达成妥协。

几个星期后，刘长乐说：“好吧，我们直接与新闻集团联系。”

余统浩把电话打给了新闻集团。

不几天，刘琳达出现了。她身穿白色热裤，配一件鲜黄色的T恤，很酷的样子。她活泼、健谈，说话口气很大，名片印的是“新闻集团中国地区负责人”，但她谁也不领导，专门负责高层公关。

根据极其有限的资料，刘长乐他们知道刘琳达是华裔澳大利亚人，40多岁，在新闻集团任职之前从未到过中国，却得到默多克超乎寻常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