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论述“自由”的文字里，有两个说法最打动我。一个来自法国大革命期间的罗兰夫人，这位吉伦特党人的女神在断头台前这样告诫她的公民同胞：“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这个说法提醒我们，自由并非天然正确之物，作为本质上充满分歧的概念，围绕自由产生的纷争远比共识更多，而以自由的名义导致的压迫也并不比专制更少。

另一个说法来自“二战”期间美国的一份战时广告语：“自由这些词，只有当我们把它们打碎成我们日常生活中十分熟悉的碎片时，它们才能团结我们。”因为这句话，我才对自由的前景抱有审慎的乐观。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一直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再也无法独善其身。美国战时新闻办决定把这次战争定义为“争取自由的人民战争”。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认为，将自由作为美国生活的根本特征是前所未有的事情，这样做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战时动员的目的，而是改变了美国人作为一个民族的自我理解和定义。

可是问题在于，美国人接受了自由的自我理解，但对于如何理解自由却没有一致的意见。虽然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早就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但对于具体内涵人们却各说各话，纷争不休。以免于匮乏的自由为例，新政自由主义者主张联邦政府必须承担起解决经济问题的责任，保障人民获得公平的工作、充足的食物、衣物、住房和医疗保障，而保守派人士却愤怒地表示这只是“新政的自由”而不是“美国的自由”。

为了统一思想，美国政府使出浑身解数，不遗余力地推销“四大自由”的理念：雕塑家雕刻了宏伟的“四大自由”雕塑，音乐家谱写了壮丽的四个乐章的交响乐，甚至连战争股票也被冠以“我们正在为之奋斗的四大自由的一种象征”。但是最终的最终，大获成功的却是插图大师诺曼·罗克韦尔创作的四幅宣传画。这些画作无一例外都是刻画美国小镇人民最日常普通的生活场景，比如免于恐惧的自由描写的是一对父母守护在孩子的床前，父亲站在一旁关爱地凝视着沉睡的孩子，母亲则小心翼翼地为其掖好被子。罗克韦尔的绘画取得巨大的成功，数百万张复制品销售一空。罗克韦尔没有给自由定义，也没能让人们就自由是什么达成共识，但至少在那一时刻，他让美国人暂时地团结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