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给平等最后一次机会(1)

正义的可能 作者:周濂


若以严冷的目光审视近百年的中国启蒙运动史,则不得不承认,最大地激发中国人的想象力,同时也是最深刻地改变了中国政治现实的启蒙价值,不是民主,不是科学,也不是自由,不是博爱,不是人权或者理性,而是平等。

若想了解平等的魔力,不妨看看下面这个场景:

1848年法国六月起义当晚,巴黎街头的枪声不绝于耳,一墙之隔内,某位贵族的家宴仍在按部就班地准备,只是人心早已乱了,年轻的男佣边做晚饭边说:“这个星期天,吃童子鸡鸡翅的该是我们了。”年轻的女佣则满怀憧憬地应和:“穿美丽的丝绸连衣裙的也该是我们了。”

这段对话如此不加掩饰,让一旁的贵族老爷不寒而栗。骚乱平息的次日,这两位佣人——托克维尔称之为“那个野心勃勃的男孩和那个虚荣心旺盛的女孩”——就被主人遣送回家了。

野心勃勃和虚荣心旺盛当然都不是好词,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是谁规定只有贵族老爷有资格吃童子鸡鸡翅,贵族太太有资格穿丝绸连衣裙?又是谁规定了穷人的贫困是天意使然,而不是制度造成的道德任意后果?

作为《民主在美国》的作者,托克维尔支持民主但不热爱民主。之所以对民主半心半意,是因为托克维尔看出民主意味着社会的平等状态,意味着“最大限度地发展人心中的嫉妒情感”,这让他难免心存疑虑。托克维尔对于社会主义更是戒慎恐惧,在他眼中,社会主义理论的问题在于,无论它是主张摧毁财产的不平等制度,还是主张破除教育的不平等,或是要求消除男女的不平等,都意在“以贪婪而嫉妒的精神向民众渗透,在民众中间撒播未来革命的种子”。

“贪婪”和“嫉妒”这两个词带有太强的贵族偏见和个人情绪,若用“平等”取而代之,则托克维尔的确揭示出了一个历史的真相——平等的梦想从来都是发动革命的原动力。

对于平等的梦想,中国人从不陌生。远的不说,1924年4月4日,孙中山在广东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发表演讲,阐释何谓“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是对外人争平等的,不许外国人欺负中国人;民权主义是对本国人争平等的,不许有军阀官僚的特别阶级,要全国男女的政治地位一律平等;民生主义是对贫富争平等的,不许全国男女有大富人和大穷人的分别,要人人都能够做事,人人都有饭吃,这就是三民主义的大意。”显然,所谓三民主义,无论是对外人争平等的民族主义,对本国人争平等的民权主义,还是对贫富争平等的民生主义,归根结底其核心诉求都是“平等”。

乔治·奥威尔一语道破天机:“将普通人吸引到社会主义、使他们愿意为之献身的‘社会主义的魔力’,就是平等的思想。”孙中山倾心平等,自然也就亲近社会主义,这一思想倾向让他在向西方求援时一再碰壁,并最终转向苏联。1924年1月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百花齐放的五四文化逐渐被大一统的革命文化取代。方此之时,两党的意识形态可谓同源同出、难分轩轾,都强调反帝爱国,平民主义以及劳工神圣。国共两党都从列宁主义那里汲取了思想资源和组织资源,只是共产党更强调了列宁主义的高端概念——阶级斗争。

什么是阶级斗争?用列宁的话说,就是“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斗争,无权的、被压迫的和劳动的群众反对特权的压迫者和寄生虫的斗争,雇工或无产者反对有产者或资产阶级的斗争”。“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之后,左翼文化扛起“抗日救亡”的大旗,从此占据了两个道德的制高点:反帝爱国主义和平等主义。就此而言,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只说对了一半,因为救亡(民族解放和独立)虽然压倒了自由、民主和科学,但并没有压倒平等,而是与平等携手并进,成为推动中国革命的两个车轮。


上一章目录下一章

Copyright © 读书网 www.dushu.com 2005-2020, All Rights Reserved.
鄂ICP备15019699号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